元媛小说合集txt下载-元媛小说合集下载txt版_共50本-平板地带资源网

第四章 从公民权利到身份表达

我们是自己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我”股份有限公司……我们最重要的工作是成为“你”品牌的营销负责人。

——汤姆·彼得斯，快速公司^[*]，年

对战后美国产生了深远影响的民权运动，表达的是对平等公民身份的诉求。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的演讲、那些勇敢反抗残暴政权的黑人和白人，以及林登·约翰逊的政治技巧，在美国社会引发了一场革命。民权运动虽然并没有彻底终结种族主义，但年第一位黑人美国总统的诞生无疑是它的顶峰——所有美国人都是平等的公民，没有比这更确凿的证据了。这场运动是建设美国社会的决定性一役，并不是个人主义的序幕。

但这个社会总能感受到其他许多方面的发展所带来的压力。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安东尼·肯尼迪（Justice Anthony Kennedy）在“美国女性健康协会诉凯西案”^[1]的判词中，有这样引人注目、广被引用的一句：“自由的核心是自己定义存在、意义、宇宙和人生奥秘的权利。”这种观点有一种浅表的吸引力，但它和“人是集体一分子”的定位存在对立，否认了个人身份是从他们生活的社会背景中获得的，比如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描述过的“厚文化”^[2]，还有迈克尔·桑德尔的“嵌入式自我”。我们会在后面的章节中回到这二位思想家和这些概念上来。

年，政治哲学家肯尼思·米诺格（Kenneth Minogue）提出了“退休了的圣乔治”这一隐喻。^[3]这位圣人杀死了要求活人祭祀、危及年轻公主性命的恶龙，却不打算放下剑，而是去杀越来越小的，甚至是编造出来的、并不存在的龙。显然，米诺格预见到了，战后形成的团结互助关系，在取得早期的成功后，会引发什么后果。

尤其，民权运动的成功给一拨又一拨社会自由主义的支持者提供了榜样，女权主义者、残疾人权利积极分子、同性恋者纷纷加以效仿。权利是他们表达主张的语言、他们诉求的核心。然而，将这些社会运动跟民权运动作类比就有些牵强了。这些社会运动试图重新定义传统性别角色，确保残疾人能享用更好的设施，建立起包容和接纳多样性取向的普遍认知。这些都是令人钦佩的目标——但用权利的语言来阐述这些诉求，显得过分强硬和激烈，会破坏团结互助的精神和理念。

非裔美国人的公民基本权利曾经被压制，他们在平权运动中争取的权利是他们作为公民的固有权利。相比之下，如果我们帮助一个盲人登上火车，我们这样做不是因为那个人有权利或我们有相应的义务，而是因为任何正派的人在同样的情况下都会这样做。并且我们确信，如果我们自己是盲人，我们的大多数同胞会为我们做同样的事情，哪怕这并不是我们选择帮助他人的原因。而如果那个盲人站在月台上高声主张他的权利，我们的反应恐怕会很不一样。

相互冲突的权利主张

从世纪到世纪，圣乔治又杀了很多龙。代表性少数群体的字母词LGBTQ以一个“+”结尾，意味着可能会有更多的群体进一步主张更多的权利。但正如我们在前文已经指出了的，面对不相容的、相互冲突的权利主张，权利话语会遭遇困境。

有一件事在今天看来难以置信：在年到年，“恋童癖信息交换”平台在英国公开做广告，并宣称儿童有发生性行为、包括与年龄大得多的男人发生性行为的“权利”。这个平台与全国公民自由委员会，以及其他几个以社会自由主义目标为宗旨的组织有关联。我们和生活在年的几乎所有人一样，憎恨恋童癖。我们坚决否认儿童有发生性行为的“权利”，因为我们有压倒性的证据证明性虐待对年轻人长期心理健康的破坏性影响，也因为孩子在面对为了满足私欲而花言巧语的成年人时，就算同意了，也是没有意义的。

权利冲突在今天的一个重要战场是妇女权利与变性者权利互不相容。在这场辩论中，几乎没有任何内容适用于权利的论证。人们用来质疑年幼的孩子有“性同意”权利的理由，也可以用来质疑年幼的孩子有选择自己性别的权利。我们在之后的内容中会提到，几乎所有的社会都有一些正式的仪式，来纪念青少年被认定为可以获得成年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的时刻。

慈善机构“美人鱼”声称：“根据年的《平等法案》（Equality Act），任何年轻人无论年龄多大，无论医疗诊断或干预的结论是什么，都有权利被按照他们真正的性别来称呼。‘美人鱼’可以协助学校帮助孩子实现性别转变。”^[4]显然，所谓“真正的性别”，意思是孩子想是什么性别，就是什么性别。我们并不怀疑，在有些情况下，人们应该帮助孩子改变性别。我们也可以想象，在其中的某些情形中，“美人鱼”这种机构的经验可能是很有用的。但我们只举一个例子：保罗有一个年幼的女儿，她前不久经历了一个坚持要在学校里穿男孩衣服的阶段，她的父母欣然同意了。但她在家里的表现始终是个典型的女孩，并且现在已经恢复穿裙子上学了。未来的一切都是非常不确定的，谁知道她岁时会想要什么？但我们觉得她很幸运，因为没有老师鼓励她去寻求“美人鱼”的建议。性别焦虑者因为在心理上无法接受自身的生理性别而主张认同另一种性别，关于这一症状的治疗方法（如果真有治疗方法），任何判断和决定都会是艰难的，相关建议必须得有证据支持，证据得建立在医疗干预对变性者身心健康的长期影响之上；选择变性的年轻人必须达到特定的年龄，被认定为有能力对相关重要事项做出判断；相互冲突的“权利”主张不是有效证据。

“权利话语”会导致政治对话逐渐枯竭，因为它喜欢咄咄逼人，不喜欢实用主义或妥协。它认为无论是经济目标还是社会目标，推进和实现它的方法，都是“发现”一个对应这种目标的“权利”。近几十年来，许多个人和组织都发现了这样的“权利”。举一个荒谬的例子，美国最高法院竟被要求对以下情形做出裁定：如果一个基督教教徒面包师拒绝为同性婚礼装饰蛋糕，他是在行使自己的宗教信仰自由，还是侵犯了这对同性新人不因性取向被歧视的权利？这同时还涉及言论自由。法院选择哪个问题都不解决，但基于程序上的技术性理由裁定支持面包师。在一个非常类似的案子里，一个名为巴伦内尔·斯塔茨曼（Baronelle Stutzman）的花店店主拒绝为一场同性婚礼布置鲜花，这竟然也动用了美国最杰出的法律头脑。

而这恰恰是关键。正是这种案子的存在——它将捍卫自由联盟和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对立了起来——揭示了社会已经因为绝对观点的对立而两极分化到了什么地步：引发法律纠纷竟然成了推进目标的恰当手段。为什么面包师就不能烤那个蛋糕呢？为什么那对同性新人就不能从另一个面包师那里买蛋糕呢？我们多么希望生活在同一个社会中的人们能够认同他们共同的公民身份，无须诉诸法院就能解决琐碎的纠纷。

行动主义

年9月，一群抗议者在曼哈顿下城区离华尔街不远的祖科蒂公园里支起了帐篷。“占领运动”蔓延到了世界各地。在伦敦，示威者们试图包围证券交易所，但遭到警察阻拦，最终转移至圣保罗大教堂的墓地里安营扎寨。

当时，约翰·凯正在撰写一份金融服务方面的政府报告，同时在计划写一本关于该领域的书。在证券交易所度过了一个上午后，他认为有必要也在那些抗议者身上花些时间，于是决定到那片帐篷中去走走。那儿既散发着一种活泼的精神，也有明显的愤怒。在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人们有许多感到愤怒的正当理由。

但当他试图弄清这些人在愤怒的表达之外有何具体诉求和建议时，却毫无收获。他问示威者对当下问题的看法——比如限制银行零售业务的计划，或者上市证券市场下跌有利于私募股权——得到的回应只有困惑。一个帐篷的上方飘扬着一条横幅，上面写着“禁止高频交易”。约翰走上前去，以为能找到一个对该领域有知识储备和见解的人，哪承想人家却告诉他，写这个标语的人不在，但可能晚些时候会过来。

在抗议活动的早期，伦敦的运动参与者曾发表了一份“初步声明”：“目前的制度是不可持续的，是不民主、不公正的。我们需要替代方案，我们将从此处出发，朝着它们努力。”^[5]但“朝着它们努力”的过程显然并没有启动。“占领运动”是表演性的，抗议的目的只是抗议。年月，纽约警方清理了祖科蒂公园里的示威者；年初，伦敦金融城警方驱散了驻扎在圣保罗大教堂墓地里的抗议人群。

“占领运动”的口号是“我们是那%”，强调的是从金融业发展和企业高管薪酬大幅增长中获利的那1%的人，与其余绝大多数人之间的鲜明对比。但尽管示威者不属于那1%，他们也绝对不能代表那%。一份对纽约“占领运动”示威者的问卷调查显示，他们中有比例很高的白人、男性、受过良好教育的富裕人士。^[6]他们不是那些已失去抵押房产的赎回权，或者因经济危机和国家紧急财政介入而失业的人。

“占领运动”虎头蛇尾地结束了。但它为一种新的、在接下来的十年中具有代表性的行动主义奠定了基础，推动了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和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的声名鹊起，并在这十年中的后期催生了气候政策抗议组织“反抗灭绝”的行动。在这种行动主义中，强烈的情感比实际的知识储备要重要得多。

早在“反抗灭绝”之前，社会运动积极分子们就已经盯上了环境问题。德国绿党已经成为两大主流政党的强大威胁，两大党拼命想要在环境问题上抢先一步，并因此做出了各种让步。日本海啸吞没了一个选址愚蠢的核电站，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这导致绿党在德国的民意调查中人气瞬间飙升。德国没有海啸的风险，其核电站也以典型的德国式的精细缜密维护着。总理默克尔本身就是一名科学家，却选择通过宣布停用德国所有的核能来安抚绿党。但德国仍然需要电力，现在大部分来自褐煤，这是二氧化碳密集型、污染最严重的能量来源。德国于年2月启用了最新的煤矿，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几乎比欧洲任何国家都要高。^[7]核电站停用后，德国人的生活环境并没有变得更安全，而德国额外排放的二氧化碳将给非洲造成严重后果。在那里，气候变化的影响已经不能更明显了，关键是当地人没有能力应对它。绿党的激进主义减轻了一种它想象出来的并无限夸大了的风险，其代价是加剧了亿非洲人民所面临的切实存在的危机。

自以为是的自恋

因此，那些支持伯尼·桑德斯的现代活动家们，无论他们身上贴的是什么标签，他们都没有做点什么来真正解决社会问题。这并不是一个新的现象。《荒凉山庄》（Bleak House）里的杰莉比夫人是狄更斯笔下最令人难忘的讽刺角色之一。她热衷于狄更斯所说的“望远镜式慈善”——她爱着抽象的人而非具体的人。她忽视家人，对门外受伤了的孩子丝毫不感兴趣，却乐此不疲地代表生活在尼日尔左岸的博瑞布拉—盖阿（Borrioboola-Gha）的当地人请愿。这种行为最主要的、恐怕也是唯一的好处，是它能让杰莉比夫人自己产生一种温暖的自我满足感。对其他需要关注的事情均视而不见，她“嘲笑那些看不见博瑞布拉—盖阿的人视野狭隘”。保罗已花了大量时间，致力于帮助非洲赶上富裕社会，并敦促有幸生活在富裕社会的人们为之做出更多贡献。但不是像杰莉比夫人那般“做贡献”：我们需要切实的措施，比如抑制伦敦的律师事务所注册空壳公司，它们的不透明会助长腐败。

配得上“现代杰莉比夫人”称号的潜在候选人有很多。好莱坞明星们发现，把自己的名字跟公益事业联系起来，能更好地吸引以年轻人为主的观众。由于商业上的潜在利益，现在出现了一种职业顾问，专门向名人建议哪个慈善事业最有利于他们自我营销。因此，像性别焦虑这样的热点问题不可避免地吸引了名人的注意力。果然，年，BBC在新年特别节目中让两位美国好莱坞明星任意选择一个慈善机构，由BBC向该机构提供5,英镑的捐款。他们选择了“美人鱼”。由于这笔捐款出自每个家庭定期定额支付的电视执照费，这就等于是普通英国家庭集体资助了“美人鱼”。

名人们选择支持哪项公益事业，取决于它是否能够提高他们在年轻观众心目中的地位，而非取决于社会的真实需求。他们乘坐私人飞机抵达会场，呼吁人们关注气候变化和保护苏门答腊岛的猩猩。这些当然值得关注。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药物成瘾、酒精性肝病和自杀死亡的人数在美国各地的激增；好莱坞所在的州虽然是美国最富有的州之一，却已成为耻辱的中心：无家可归、让人失望的公立教育、极高的监禁率（遭监禁者大多是少数族裔），都已成为严重问题；臭名昭著的加利福尼亚州第号提案还阻止了通过房价暴涨为州预算注入资金。但人们并没有意识要改变这些东西。

杰莉比夫人到后来才发现，博瑞布拉—盖阿的国王把她的门徒们当奴隶给卖了。和她的“慈善”一样，现代行动主义对自己为之奋斗的主题并不了解，无论是关于金融部门的渎职行为、气候变化，还是跨性别儿童的健康问题。对公众辩论的贡献大小应该由论点的好坏决定，而不能取决于表达有多么激烈、情感有多么外露。

建设性的行动主义

历史上所有伟大的抗议运动——宪章运动、妇女参政权运动、退伍军人游行、民权运动——都是由那些为反抗自己亲身经历的不公而发声的人们所发起的。而新的行动主义主题则更加抽象，其诉求往往用最笼统的语言来表述。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它们无非是展示情绪化自我的表演机会。

同样在狄更斯时代，与杰莉比夫人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些有建设性公心、将时间投入到切实社会工作中的人们。他们在当地成立公司，为城镇和城市安装煤气灯和卫生设施，修建人们能买得起的房子，无论是为自己的员工，还是为更广泛的社会成员。提图斯·索尔特爵士（Sir Titus Salt）是布拉德福德（Bradford）最大的工厂主、该市的国会议员和市长，他捐出了自己全部的财产，以为他人谋求实际的利益。年他在市长任上时，霍乱袭击了这座城市，导致大批工人和市民死亡。对他来说，这段经历可能是一个导火索，也许类似于比尔·盖茨患癌症的母亲给儿子写的那封信，告诉他富有的人应该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索尔特爵士的慈善事业包括为他的员工们修建体面的住房，于是有了萨尔泰尔镇（Saltaire），现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批准作为文化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是企业精神的最佳案例：索尔特找到了一个应对和解决生存窘迫问题的途径，而且因为利润足够高，所以它是可持续的。显然，盖茨夫妇致力于用科学方法根除疟疾的行动，是一个悠久传统在现代的延续。

其他有公益精神的人们凝心聚力，支持推动那些切实可行的政策。威廉·威尔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和他的同事们就是这样在年废除了奴隶贸易。在接下来的年里，沙夫茨伯里伯爵（Earl of Shaftesbury）成功推动了一系列改革，彻底废除了奴隶制，改善了精神病患者的治疗，并限制了童工的使用。世纪年代，一群国会议员在内政大臣罗伊·詹金斯（Roy Jenkins）的支持下，启动了一系列社会改革，废除了死刑，最终还实现了堕胎和同性恋的非罪化。

但你不一定非得是提图斯·索尔特爵士、沙夫茨伯里伯爵或比尔·盖茨，才能参与到建设性的行动主义事业中来。每个社群都有实现这种倡议的惊人能力，且这样的倡议已经有成千上万了。说到这个，保罗有一位早已去世、中年丧夫的姨。她对寡妇的艰难有切身体会，同情心使她对其他丧偶人士产生了共情。她成立了一个“减一俱乐部”：一个名字、一个地点和一个时间。随着俱乐部逐渐蓬勃发展，丧偶人士们发现，除了忍受孤独，或者孤零零地受邀与成双成对的人聚会之外，他们还可以结交有相同人生经历的新朋友。多年以后，当地的一位牧师写信给这位女士，感谢她所做的一切。这种朴素的认可对她来说意义重大，不是因为得意，而是因为这种肯定消除了她的顾虑：随着年龄的增长，她确信自己“值得被爱”，哪怕她再也没有找到过爱。

还有一个例子是温迪·科普（Wendy Kopp），她年在普林斯顿大学读本科。如她所说，“在我看来，‘我一代’^[+]这个标签似乎有问题。我认识的大多数人之所以参加投资银行或咨询公司那些为期两年的项目，并非因为他们一心想要赚钱。^[8]她将自己在富裕的达拉斯（Dallas）郊区高地公园的上学经历，与那些来自不受青睐的公立学校、艰难够到普林斯顿大学门槛的同学的经历进行了比较。于是，在毕业论文里，她以美国和平队^[]为模板设计了一个方案，推动顶尖大学的毕业生们在全国各地条件落后的学校里任教两年。

科普兴奋地开始筹集资金。她先是收到了联合碳化物公司和美孚公司的小额捐助，随后又坚持不懈地给达拉斯亿万富翁罗斯·佩罗（Ross Perot）写信，终于争取到了一次会面机会。结果，她带着一张万美元的支票离开了佩罗的办公室，成立了“为美国教书”（Teach for America），目前已将5万多名年轻毕业生输送到了美国各地的学校。

“为美国教书”又为英国的“以教为先”（Teach First）提供了灵感，最近伦敦低收入区域的学校教育质量显著改善，后者便是原因之一，现在已经被个国家效仿。^[§]还有“开讲了”（Now Teach），它的创始人是《金融时报》前专栏作家露西·凯拉韦（Lucy Kellaway），因为喜欢戳穿装腔作势的管理套话而闻名；“开讲了”为像她这样各行各业的成功人士提供了功成名就后回学校教书的机会。

而即便是在伦敦，这个个人主义猖獗泛滥的中心地带，这个在英国收入最高、焦虑最严重、幸福感最低的地方，人与人之间天然的同理心还是激发了建设性的行动主义。慈善机构“小村”（Little Village）用这种同理心将家庭和家庭联系起来，确保任何一个孩子在长大过程中都不会缺少必要的衣服、玩具和设备，尤其是在困难的时候。这个机构有名志愿者，其中不少是幼孩的父母，在他们的大力协助下，机构成员收集适用于婴儿及五岁以下儿童的衣服、玩具及相关用品，然后分发给生活困难的当地家庭，如无家可归、失业、低收入或遭受家庭暴力的人们。引导有需要的家庭寻求机构支持的这项工作，部分交由专业人士（比如卫生访视员或助产士）负责，部分仰赖宗教团体、慈善机构或其他家庭介绍。通过向有困难的家庭伸出援手，“小村”不仅帮助建立了人与人之间的纽带与社群关系，同时也缓解了物质匮乏。“小村”在纽约市有好几个中心，有需要的家庭可以走进“小村”任意一个中心，放他们的孩子在一旁玩耍，然后选择他们需要的物品。^[P]

个人主义的实现路径管用吗？

个人主义有多种不同的形式，每一种都提供一条通向自我实现的独特路径，但都是关于“我”的。第一条路径是最单调的：通过“我”的消费，这事实上也是经济模式给我们的定位——我们想要消费。但对于大多数成功人士来说，拥抱唯能体制早已取代了消费：我们通过自己的成功来自我实现。而现在，这股潮流又遇上了新的挑战，它源于自我表现的诱惑：我是独一无二的！

关于福利的研究对这几条路径都提出了怀疑。超出适度水平的消费只会引起那种摄入过量糖分后的短时欣快感，彩票中奖就是个令人遗憾的例子。^[9]至于职业生涯的成功这条路经，情况似乎更糟：对于年收入超过6万英镑的人来说，收入越高，幸福感越低。^[]英国最新的一项调查发现，年收入超过万英镑的人对自己生活的满意度比其他所有人都更低。^[]如果你觉得这个收入门槛太低的话，何不看看那些美国顶级律师事务所里收入往往是七位数的合伙人？他们中患有抑郁症的比例达到了让人难以置信的%，吸毒成瘾也很普遍。^[]

最后还有表现式个人主义的自我实现路径。从历史来看，青春期的结束是以步入社会为标志的。古雅典的年轻男性会身披铠甲进行成人宣誓，获取合法公民身份。现代的尼尔·麦格雷戈（Neil MacGregor）也描述过所谓的“通过仪式”，也就是年轻人如何被接纳为社会的一员。^[]在瓦努阿图（Vanuatu），孩子们都留长发，他们在大人的教导下逐渐长大，头发上打的结会不断增多，以显示他们积累的阅历，而剪掉头发就是一种“通过仪式”，标志着他们长大成人了。英国上流社会的女儿们则通过参加元媛舞会正式进入社会。这些仪式通常带有宗教色彩，比如犹太受诫礼和圣公会坚信礼。此外，军事院校还会举行带有戏弄、欺侮、暴力元素的迎新仪式。黑手党亦有新成员加入“家族”的仪式。

但正如麦格雷戈指出的，个人主义的兴起挑战了集体智慧这一概念。英国引入学校毕业舞会仪式，为的是庆祝一段社会关系的终结而不是开始。关于自我塑造的激进文化实验已经开启，年轻人相互吸纳，构成了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成人世界。但是没有一个孩子能写出自己的《摩西五经》^[**]，能不靠大人的教导积累足够的阅历长大成人。自我实现相当于“自己动手实现”。如果我们用年轻时的成就来衡量自我实现是否达成的话，得出的结论是很令人担忧的。自从自我实现意识开始成为文化主流，青少年抑郁症患者人数便开始飙升，同时也在飙升的现象是抑郁症最严重也是最可量度的表现——自杀。^[++]

个人主义像所有被过度炒作的产品一样，看起来很棒，但亲自体会一下就不是那回事了。提图斯·索尔特和温迪·科普为我们指出了更好的选项，本书将在第三部分回到这一点上来。但首先，我们需要审视个人主义和行动主义的崛起对国家和政治所产生的影响。

[*]Tom Peters, Fast Company.——译者注

[+]最初指世纪年代美国“婴儿潮”那一代人，因普遍关注自我实现和自我成就而得名，亦因此受到自恋的指责。年，《时代》周刊以“我、我、我一代”（The Me Me Me Generation）为专题、搭配一位持手机自拍的年轻女性照片作为封面人物，探讨了千禧年一代年轻人关注自我的特质。——译者注

[]在美国政府主导下运作的志愿机构。志愿者大多为拥有本科学历的美国公民，经三个月的培训后，赴国外从事为期两年的志愿工作，在地方政府、学校、企业等机构的支持下对当地的教育、医疗、商业、环境等领域提供帮助，以此支援欠发达地区的发展，促进美国人与全球的相互了解。——译者注

[§]这其中不包括苏格兰，那里的教师工会成功抵御了外来威胁。——作者注

[P]我们感谢纳菲尔德基金会的丽莎·哈克（Lisa Harker）告诉我们关于“小村”的故事。——作者注

[**]在犹太教中，年满周岁的成年男子应遵守《摩西五经》中规定的条诫命，其中的一条诫命规定犹太教男子须在一生中默写制作一幅《摩西五经》卷轴。——译者注

[++]在美国，国家卫生统计中心（）的数据显示，年至年，自杀人数增加了%；J. M. 特温根等（J. M. Twenge et al., ）的研究显示，年至年，严重抑郁症病例增加了%。在英国，国家统计局数据（年9月3日，表8）显示，—岁的年轻人自杀率在年至年增长了%。——作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