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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志生平琐屑:“中国新文学大师”施蛰存的苏州记忆一、我娘痴呆三十年，那晚，她突然说我是她儿子我娘痴呆三十年，我伺候了她三十年。三十年，足够让一棵树苗长成华盖，足够让一座城市改天换地，也足够让我从一个青丝满头的毛头小伙，变成一个两鬓斑白的半百老人。而我娘，林婉云，她的时间，仿佛永远停在了那个阳光刺眼的午…志生平琐屑:“中国新文学大师”施蛰存的苏州记忆
一、我娘痴呆三十年，那晚，她突然说我是她儿子
我娘痴呆三十年，我伺候了她三十年。
三十年，足够让一棵树苗长成华盖，足够让一座城市改天换地，也足够让我从一个青丝满头的毛头小伙，变成一个两鬓斑白的半百老人。而我娘，林婉云，她的时间，仿佛永远停在了那个阳光刺眼的午后，她给我开门，问我：“同志，你找谁？”
从那天起，她就不再是我的娘了。
她成了一个需要我喂饭、穿衣、擦洗身子的孩子。一个活在自己混乱时空里的陌生人。她时而以为自己是待字闺中的少女，对着镜子梳头，嘴里哼着我从未听过的江南小调；时而又以为自己是生产队的女工，天不亮就摸索着要下地挣工分。她叫过我“爹”，叫过我“队长”，叫过我“陈师傅”，唯独忘了叫我“金子”。
“金子”，是我的小名。她说我生下来那天，霞光满天，像金子一样，所以就这么叫了。这个名字，像一根温暖的针，曾密密地缝合了我整个童年。可如今，这根针，连同那个会叫我“金子”的娘，一同遗失在了她混沌的记忆深海里。
我习惯了。人嘛，活久了，什么都能习惯。我习惯了凌晨三点被她“上班”的动静吵醒，习惯了给她收拾打翻的饭碗，习惯了对着一个空洞的眼神，一遍遍地告诉她：“娘，我是金子，你儿子。”
她总是歪着头，一脸茫然地看着我，像看一个凭空出现的怪物。
直到那天晚上。
那是一个很寻常的初冬夜晚，暖气烧得屋里有些燥热。我像往常一样，给她擦洗完身子，扶她躺下。她很安静，没有像往常一样吵着要回“娘家”。我以为她累了，掖好被角，正准备回自己房间，身后突然传来一个微弱、却无比清晰的声音。
“金子……”
我浑身一僵，像被雷劈中了一样，钉在原地。三十年了，整整三十年，一万多个日日夜夜，我以为我再也听不到这个声音了。我猛地回头，对上她的眼睛。
那是一双怎样的眼睛啊。浑浊的、布满血丝的眼球里，此刻竟透着一丝清明的光。那光很微弱，像风中残烛，却笔直地照进了我的心底。
“娘？”我的声音抖得厉害，几乎不成调。
她看着我，嘴角竟然微微向上牵动了一下，那是一个极其微弱的笑意，却像一把钥匙，瞬间打开了我尘封三十年的记忆闸门。我想起了小时候，我闯了祸，她就是这样，无奈又宠溺地看着我，说：“你这个小金子，叫我拿你怎么办。”
“金子……”她又叫了一声，这一次，她挣扎着伸出干枯的手，抓住了我的袖子。她的力气小得可怜，但我却感觉有千斤重。
“娘，我在，我在这儿。”我扑到床边，紧紧握住她的手，眼泪再也忍不住，大颗大颗地砸在她的手背上。
她没有再看我，眼神开始涣散，望向天花板，仿佛穿透了这层钢筋水泥，看到了很远的地方。她的嘴唇翕动着，喉咙里发出“嗬嗬”的声音，像一架老旧的风箱。我把耳朵凑到她嘴边，才勉强听清了几个破碎的词。
“南京……我的……纺织厂……”
南京？纺织厂？
我愣住了。我娘是土生土长的北方人，一辈子没离开过我们这个小城，怎么会跟南京扯上关系？还纺织厂？我们家祖祖辈辈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后来进了城，我爹在钢铁厂干了一辈子，她自己是街道工厂的临时工，跟纺织厂八竿子打不着。
“娘，你说什么？什么纺织厂？”我追问道。
可她眼里的那点光，已经彻底熄灭了。她又变回了那个我熟悉的、活在自己世界里的林婉云。她松开我的手，开始喃喃自语：“下雨了，要收衣服了……”
我坐在床边，看着她重新陷入混沌的脸，心里却翻江倒海。那句“南京……我的……纺织厂……”，像一颗石子，投进了我死水一般的生活，激起了一圈又一圈的涟漪。
是胡话吗？也许是。痴呆的人，说的话哪能当真。可她叫我“金子”了。她清清楚楚地叫我“金子”了。那一刻，我相信她不是胡话。那一刻，她就是我的娘。
我的心，在那一刻，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撞了一下，疼得发酸。一个我从未了解过的，属于我娘的过去，像一扇紧闭了三十年的大门，在那个寒冷的冬夜，对我，露开了一条缝。
二、我撬不开她床底的木匣子，就像我撬不开她紧锁的人生
那一夜，我彻夜未眠。
我娘的呼吸匀净而绵长，像个不知愁的孩子。可我，却在黑暗中睁着眼睛，一遍遍地咀嚼着那几个字：“南京……我的……纺织厂……”
这太反常了。痴呆病人的记忆是碎片的，是错乱的，但绝不是凭空捏造的。他们可能会把昨天发生的事当成十年前，把儿子当成丈夫，但他们说的每一件事，几乎都能在他们漫长的人生里，找到一个模糊的影子。
可“南京”和“纺织厂”，在我对我娘全部的认知里，是一片空白。
我试着回忆。我爹还在世的时候，他们偶尔会聊起过去。我爹总是说我娘命苦，年轻时吃了不少亏。我娘不爱说话，只是低头干活，偶尔会叹口气，说一句：“都过去了。”
究竟是什么过去了？我从未深究过。在我的印象里，我娘就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母亲，沉默，坚韧，像一头老黄牛，把所有的苦都自己咽下去，把最好的都留给家人。她的世界很小，小到只有丈夫、儿子和这个巴掌大的家。
第二天一早，我给娘喂完早饭，看着她又开始对着窗外的麻雀发呆，一个念头在我心里疯长。我要找到答案。这不仅仅是为了解开一个谜，更是为了找回我娘那被疾病吞噬的、完整的人生。
我开始翻箱倒柜。
我们住的还是厂里分的五十平米老房子，我爹去世后，我和妻子李丽就搬过来和娘一起住。家里堆满了三十年的杂物，每一件都沾染着岁月和生活的尘埃。
我先从我娘的那个陪嫁的樟木箱子翻起。里面都是些旧衣服，料子是如今再也见不到的“的确良”，散发着一股樟脑丸和旧时光混合的味道。衣服底下，是一些发黄的信件。我心里一动，拿起来一看，却是我爹当年在厂里加班时写给她的家书，内容无非是“天冷多加衣”、“金子听不听话”之类的琐事。
我又翻了床头柜，抽屉里只有一沓她攒下来的、早已作废的粮票和布票，边角都磨得起了毛。她痴呆后，总把这些票证当成宝贝，谁碰一下就跟谁急。李丽说她这是穷怕了，一辈子的记忆都刻在了这些票证上。
家里能翻的地方都翻遍了，一无所获。我有些泄气，一屁股坐在床沿上，点了一根烟。烟雾缭绕中，我的目光无意中落在了床底下。
那是一张老式的木板床，床底的空间很高。我记得小时候最喜欢钻到床底玩捉迷藏。我俯下身，借着窗外透进来的光，看到床底最里面的角落里，静静地躺着一个东西。
是一个木匣子。
那匣子不大，也就一个鞋盒大小，材质是看不出纹理的深色木头，因为常年放在阴暗的角落，表面覆了一层薄薄的灰尘，却掩不住那份沉甸甸的质感。
我心里狂跳起来，几乎是手脚并用地把它从床底拖了出来。
匣子很重，比我想象的要重得多。表面没有任何雕花和装饰，只在正面，有一个小巧的、已经锈成暗黄色的铜锁。
锁着！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在那个什么都讲究“公有”的年代，一个上了锁的私人匣子，本身就意味着一个不愿与人分享的秘密。
我开始疯狂地找钥匙。我把娘所有的衣服口袋都掏了一遍，把她那串只有一把房门钥匙的钥匙串翻来覆去地看，甚至连厨房的瓶瓶罐罐都没放过。
没有。哪里都没有。
李丽下班回来，看到我把家里弄得一片狼藉，一脸的莫名其妙。“你这是干嘛？找什么呢？”
我把木匣子的事跟她说了，也提了昨晚娘说的话。
李丽皱起了眉头，她是个务实的人，对这种虚无缥缈的事情向来不感冒。“我说陈金，你是不是魔怔了？娘病了三十年，胡话说了三十年，你怎么就单单把这句当真了？”她拿起那个木匣子掂了掂，“说不定就是以前装针头线脑的，钥匙早不知道丢哪儿去了。”
“不，不一样。”我固执地摇摇头，“昨晚她叫我‘金子’了，她眼神是清醒的。”
“清醒一分钟，糊涂一整天，有什么用？”李丽叹了口气，“你别折腾了，赶紧把屋子收拾收拾，明天还要上班呢。这三十年，你为娘付出多少，我都看在眼里，可咱也得过自己的日子啊。”
我知道李丽说的是实话。这三十年，她跟着我，也受了太多的委屈。我们没有自己的房子，没有像样的旅行，甚至连孩子都不敢要，怕照顾不过来。我们的生活，就像这间老房子一样，被我娘的病，压得喘不过气来。
我没再跟她争辩，默默地收拾着屋子。可那个上了锁的木匣子，像一个巨大的问号，横亘在我心头。
晚上，等李丽和娘都睡着了，我又悄悄地拿出那个木匣子。我借着手机微弱的光，仔细地端详着那把小小的铜锁。锁孔很小，结构看起来也简单。我找来一根回形针，学着电影里的样子，捅进锁孔里，小心翼翼地拨弄着。
十多分钟过去了，锁芯纹丝不动。我的额头渗出了细密的汗珠。
我又找来小锤子和螺丝刀，想把锁头撬开。可那铜锁虽小，却异常坚固。我怕弄出太大动静吵醒家人，不敢用蛮力，只能一次次地尝试，又一次次地失败。
冰冷的金属触感从指尖传来，一种深深的无力感包裹了我。我突然觉得，我撬不开的，何止是这把锁。我娘的人生，对我来说，就是一个紧锁的匣子。我以为我朝夕相伴，悉心照料，就是了解她的全部。可实际上，我对那个叫林婉云的女人，那个在生下我之前、在嫁给我爹之前的少女，一无所知。
她有过怎样的梦想？她爱过什么样的人？她心里藏着什么样的秘密，以至于要用一把锁，锁上整整半个世纪？
我把那把小小的黄铜锁攥在手心，一个疯狂的念头，第一次在我脑中扎了根。
我要去南京。
三、妻子说，再这样下去，这个家就散了
当我把要去南京的想法告诉李丽时，她正在厨房里给我娘熬粥。白色的米粥在锅里“咕嘟咕嘟”地冒着泡，像我们这个家，看似平静，底下却暗流涌动。
她连头都没回，只是手里的勺子在锅里搅动的频率，快了几分。“陈金，你是不是疯了？”
“我没疯。”我靠在厨房门框上，声音有些干涩，“丽丽，你就当……就当我求你，让我去这一次。”
李丽“啪”的一声把勺子扔在灶台上，滚烫的米汤溅出来，烫得她手背通红。她却像感觉不到疼一样，猛地转过身，眼睛也红了。
“求我？陈金，你什么时候跟我这么客气了？”她指着客厅里那个坐在轮椅上，呆呆地望着窗外的身影，“你去？你去了娘怎么办？她现在一天都离不开人！你让我一个人伺候她？我白天还要上班！”
“我找个护工，临时的，花不了多少钱。”我急切地解释道。
“钱？又是钱！”李丽的声音陡然拔高，带着一种积压了许久的委屈和疲惫，“陈金，你算算，这三十年，我们为了娘花了多少钱？你自己的工资，我的工资，搭进去多少？我们连件像样的衣服都舍不得买！你看看你，你都快五十岁的人了，穿的还是十年前的夹克！我呢？我多久没买过化妆品了？我们这过的叫什么日子！”
她的每一句话，都像一根针，扎在我的心上。我无言以对。
是啊，这三十年，我们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
我娘刚生病那会儿，我还没结婚。我爹白天上班，我就请假在家照顾她。后来我爹身体也不行了，家里积蓄花得差不多了，我才经人介绍认识了李丽。
李丽是个好女人，善良，能干。她不嫌弃我家穷，不嫌弃我有个痴呆的娘。她说：“金子，你是个孝子，孝顺的男人，心眼儿坏不了。我跟你。”
我们结婚了，没有婚礼，没有新房，就在这间老房子里，在我娘的房间隔壁，安了家。
新婚的甜蜜很快就被现实的琐碎消磨殆尽。我娘的病情时好时坏，好的时候能自己吃饭，坏的时候大小便都失禁。李丽白天在纺织厂上班，晚上回来还要帮着我一起照顾娘，洗洗涮涮，没有一句怨言。
可人不是铁打的。
我记得有一年冬天，我娘半夜突发肺炎，高烧不退。我背着她，李丽在后面打着手电，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在雪地里跑向医院。等把娘安顿好，交了住院费，我们俩口袋里只剩下几块钱。那天晚上，我们就在医院冰冷的走廊里，分食了一个冰冷的馒头。
李...丽...一边吃，一边掉眼泪。她不是哭穷，也不是哭累。她抓着我的手说：“金子，只要我们俩在一起，什么苦我都能吃。我就是……我就是心疼你。”
从那以后，她就很少再哭了。她变得越来越沉默，也越来越坚强。她学会了给我娘打针，学会了做各种流食，学会了面不改色地处理我娘的排泄物。她把所有的温柔和脆弱，都藏了起来，变成了一个无坚不摧的女战士。
我们放弃了很多东西。放弃了二人世界，放弃了旅行，放弃了朋友聚会。当同龄人都在为孩子的升学、工作发愁时，我们的世界里，只有我娘的病情，和下一个月的医药费。
我们甚至放弃了做父母的权利。李丽怀过一次孕，就在我爹去世那年。我整天在医院和家之间奔波，焦头烂额，根本没顾上她。她一个人去做产检，一个人默默承受着孕期的反应。结果，因为过度劳累，孩子没保住。
从那以后，她再也没提过要孩子的事。我知道，这是她心里最大的一根刺。也是我心里，最深的一个愧疚。
三十年，我们就像两只被绑在一起的陀螺，被我娘的病，抽得不停地旋转，身心俱疲，却不敢停下来。
此刻，看着李丽通红的眼眶，我心如刀割。
“丽丽，对不起。”我走过去，想抱抱她，却被她一把推开。
“别跟我说对不起！”她吼道，“我不要你的对不起！我只要你清醒一点！陈金，那只是娘的一句胡话！你为了这句胡话，要把我们这个家都折腾散了吗？”
“如果不是胡话呢？”我看着她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道，“如果娘的过去，真的有一个天大的秘密呢？如果这个秘密，是她痛苦了一辈子的根源呢？丽丽，我想去找到它。不为别的，就为了……让她在最后的时间里，能活得明白一点。也为了……让我自己，能心安一点。”
李丽愣住了。她看着我，眼神复杂。有愤怒，有不解，但更多的是一种深深的无奈和心疼。
良久，她转过身，重新拿起勺子，搅动着锅里的粥。
“一个星期。”她背对着我，声音闷闷的，“我最多给你一个星期。一个星期后，不管你找没找到你那个虚无缥缈的纺织厂，都必须给我回来。”
我的眼眶一热，千言万语，都堵在了喉咙里。
“谢谢你，丽丽。”
她没有回答。
那天晚上，她背对着我躺下，一夜无话。我知道，有些东西，正在我和她之间，像沙子一样流走。这个家，就像一艘在风雨中飘摇了三十年的小船，已经不起再一次的巨浪了。
而去南京的这一趟，对我来说，就是一场豪赌。
赢了，或许能解开我娘一生的心结。
输了，我可能会输掉我仅剩的，这个家。
四、一张去南京的绿皮火车票，是我对抗三十年绝望的全部赌注
去南京的计划，在我和李丽的冷战中，艰难地推进着。
我托了街坊老王的媳妇，她以前在医院做过护工，有经验。我把价钱开得很高，几乎是我半个月的工资，她才勉强答应过来帮忙一个星期。交接的那天，我把娘的每一个生活习惯，吃的药，可能出现的反应，都写在一张纸上，反反复复地跟她交代。
“陈哥，你放心吧，我心里有数。”老王媳妇是个爽快人，“就是去南京办个事，一个星期就回来了，没事的。”
我点点头，心里却沉甸甸的。我回头看了一眼我娘，她正坐在窗边，手里拿着一个我小时候的拨浪鼓，摇得“咚咚”响，脸上是孩子般天真的笑容。她不知道我要离开，不知道我此去的目的是为了探寻她的过去。在她混沌的世界里，也许，根本就没有过去和未来。
李丽默默地帮我收拾着行李。一个旧得看不出颜色的旅行包，几件换洗的内衣，一包饼干，一个装满热水的军用水壶。她什么都没说，只是在我把那个上了锁的木匣子小心翼翼地放进包里时，她的动作顿了一下。
“路上小心。”临出门前，她递给我一个信封，“这里面是两千块钱，家里的全部积蓄了。省着点花。”
我接过那个沉甸甸的信封，感觉像是接过了千斤重担。我看着她布满血丝的眼睛和憔悴的脸，想说些什么，喉咙却像被堵住了。
最终，我只是点了点头，转身走进了初冬清晨的薄雾里。
我买的是最便宜的绿皮火车票，硬座，要坐十几个小时。车厢里拥挤而嘈杂，混合着方便面、汗水和劣质香烟的味道。我缩在靠窗的角落，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田野和村庄，心里一片茫然。
南京。
我对这个城市的全部印象，来自于历史课本和新闻报道。一个曾经的六朝古都，一个经历过惨痛历史的城市。我娘，那个连我们小城都没离开过的女人，她的生命轨迹，怎么会和这样一座遥远的城市交织在一起？
那个“纺织厂”，又究竟是什么？
我从包里拿出那个木匣子，放在腿上，用手指一遍遍地摩挲着。木质的表面光滑而冰冷，那把小小的铜锁，像一只紧闭的眼睛，沉默地注视着我。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我娘的名字，叫林婉云。婉约的婉，云朵的云。这是一个很美的名字，充满了南方的诗情画意，和我们这个粗粝的北方小城格格不入。我爹叫陈大山，我的名字叫陈金，都是最朴实不过的名字。小时候我问过娘，为什么她的名字这么好听。
她当时是怎么回答的？
我想了很久，才从记忆的角落里，翻找出那个模糊的片段。她当时正在给我缝补书包，头也没抬，只是淡淡地说：“你外公是个读书人，瞎起的。”
外公？我对我的外公外婆，没有任何印象。我爹说，他们在我娘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
读书人……
我的心，猛地一跳。
在那个年代，“读书人”这个身份，往往和“复杂”二字挂钩。
火车“哐当哐当”地向前行驶，像一个不知疲倦的摇篮。我靠在冰冷的车窗上，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我做了一个梦。
梦里，我回到了三十年前，我娘刚生病那会儿。她还认识我，但眼神已经开始变得恍惚。她常常一个人坐在院子里，一坐就是一下午。有一次，我放学回家，看到她手里拿着一根树枝，在地上画着什么。
我凑过去看，地上画的是一些杂乱无章的线条。我问她：“娘，你画什么呢？”
她抬起头，眼神空洞地看着我，嘴里喃喃地说：“经线……纬线……我在织布呢……”
那时候，我只当她是病得糊涂了。可现在想来，那句“我在织布呢”，和如今这句“我的纺织厂”，难道只是巧合吗？
一阵剧烈的颠簸把我从梦中惊醒。火车到站了。
我背着沉重的行囊，随着人流走出车站。南京的冬天，是那种湿冷的、能钻进骨头缝里的冷，和我熟悉的北方干冷完全不同。我裹紧了外套，站在车水马龙的站前广场上，第一次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独和无助。
我该去哪里找？
南京这么大，叫“纺织厂”的地方，没有一百也有八十。更何况，几十年过去，很多老厂早就倒闭或者搬迁了。我娘说的那个厂，还存不存在，都是个未知数。
我手里唯一的线索，就是那个木匣子，和我娘的名字，林婉云。
我找了个便宜的小旅馆住下，房间小得只能放下一张床。安顿好之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木匣子拿出来，再次尝试着打开它。
我花了几十块钱，在楼下五金店买了一套小工具。我对着那把铜锁，又撬又砸，折腾了半个晚上，锁没打开，我的手倒是磨出了好几个水泡。
汗水顺着我的额角流下来，和着心里的焦虑，一起在胸口发酵。我颓然地坐在地上，看着那个顽固的木匣子，一种巨大的绝望感，几乎将我吞噬。
我为什么要来这里？我凭着一句可能是胡话的话，抛下病重的母亲和疲惫的妻子，来到这个举目无亲的城市，抱着一个打不开的破木匣子，到底是为了什么？
也许李丽是对的，我就是疯了。
我拿起手机，想给李丽打个电话，告诉她我明天就回去。可当我翻到她的号码时，我的手指却停住了。
我不能就这么回去。
如果我现在放弃了，那我这三十年的坚守，算什么？我吃的那些苦，李丽受的那些委屈，又算什么？
不，我不能放弃。
这张来南京的绿皮火车票，不仅仅是一张车票。它是我这半辈子，第一次为自己做的决定。是我对抗那令人窒息的、长达三十年的绝望的，全部赌注。
我深吸一口气，重新拿起工具。这一次，我不再试图撬开锁。我决定，从匣子本身下手。我找到匣子拼接的缝隙，用最小的螺丝刀，一点一点地，试图把构成匣子的木板，分离开来。
这是一个极其考验耐心的活儿。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窗外的天色，从漆黑，变成鱼肚白。
终于，在天亮的那一刻，随着“咔哒”一声轻响，匣子的侧面，被我撬开了一条缝。
我几乎是屏住呼吸，把那块木板，完整地取了下来。
匣子里的东西，终于呈现在我的眼前。
五、档案室的老人看着我的名字，说：你娘，当年可是南京城的大人物
撬开木匣子的那一刻，我闻到了一股浓重的、属于旧时光的味道。那不是霉味，而是一种混合了墨香、樟木香和某种未知花香的复杂气味，像一个尘封已久的梦。
匣子里没有金银财宝，只有几样东西，整整齐齐地码放着。
最上面，是一张泛黄的照片。照片上是一对年轻的男女，男的穿着长衫，戴着金丝眼镜，文质彬彬；女的穿着一身素雅的旗袍，梳着那个年代流行的发髻，眉眼温婉，嘴角含笑。
我一眼就认出来了，那个女人，是我娘。年轻时的我娘。
她的美，是一种我从未在她身上见过的、带着书卷气的、从容而安静的美。和我印象中那个沉默寡言、被生活磨平了棱角的母亲，判若两人。
而那个男人……是谁？绝不是我爹陈大山。我爹是个粗人，一辈子没穿过长衫，更没戴过金丝眼镜。
照片的背后，用钢笔写着一行隽秀的小字：民国三十七年冬，摄于金陵。
金陵，就是南京。
照片下面，是一叠用油纸包着的东西。我小心翼翼地打开油纸，里面是一份地契，和一份股权转让书。地契的地址是“南京城南，剪子巷三十六号”，所有人的名字，写的是“林承德”。股权转让书的内容，是“金陵华章纺织厂”的全部股权，由“林承德”无偿转让给其独女“林婉云”。
林承德，应该就是我娘口中那个“读书人”外公。
华章纺织厂！
我几乎要跳起来。我娘没有说胡话！真的有一个纺织厂！而且，是属于她的！
可这怎么可能？如果我娘是纺织厂的老板，那我们家为什么会穷成这样？她为什么会嫁给我爹这样一个普通的工人，在这个北方小城里，过着最平凡甚至可以说是贫苦的生活？
我压下心头的狂喜和疑惑，继续看下去。
在地契下面，是一封信。信封已经黄得发脆，上面没有收信人，也没有寄信人。我颤抖着手打开信封，抽出里面的信纸。
信是用毛笔写的，字迹风骨卓然，一看就是出自“读书人”之手。
“婉儿吾女：
见字如面。当你看到这封信时，为父或已不在人世。时局动荡，家国飘摇，为父此去，前途未卜。金陵已非久留之地，本欲携你与你母亲同往港岛，然你母亲身染沉疴，经不起长途颠簸，为父只能将你二人暂留金陵，托付于管家忠伯。
华章纺织厂，乃林家三代之基业。然乱世之中，财富亦是祸根。为父已将工厂全部股权转至你名下，地契亦一并交予你。此举实属无奈，只为保全这份家业，待时局平定，为父定当归来，与你母女团聚。
然世事难料，倘若为父……倘若为父有不测，你需谨记：守住工厂，守住这份家业。但更重要的，是守住你自己。若遇不可抗力，舍财保命，切记，切记！
另，有一事相托。你师兄沈敬尧，为人正直，才学兼备，对你亦有情意。为父已与他言明，若我此去不归，他定会护你周全。你二人之事，为父在心中早已应允。望你惜之。
父，林承德，绝笔。
民国三十七年冬。”
信很短，信息量却巨大。我反反复复地读了三遍，脑子里乱成一团麻。
我娘，林婉云，是南京一家私营纺织厂的继承人。她还有一个青梅竹马的师兄，叫沈敬尧。而照片上那个文质彬彬的男人，应该就是他。
这一切，都发生在“民国三十七年”，也就是年。那之后发生了什么，天翻地覆。我外公林承德，去了港岛，再也没有回来。我娘和我外婆，留在了南京。
那之后呢？工厂怎么样了？那个叫沈敬尧的男人呢？我娘又是如何从一个资本家的大小姐，变成一个北方小城工人的妻子？
这中间，隔着几十年的历史风云，隔着无数个被隐去的秘密。
我把信和地契小心翼翼地收好，天已经大亮。我没有丝毫睡意，只有一个念头：去“剪子巷三十六号”看看。
剪子巷是老城南的一条小巷，七拐八绕，充满了市井气息。我按照门牌号找过去，三十六号的位置，如今已经是一家生意兴隆的火锅店。我问了火锅店的老板，他说这房子是他几年前买下来的，之前是什么，他也不清楚。
线索，似乎在这里断了。
我不甘心。我又去了南京市的档案馆。我想查一查“华章纺织厂”的资料。在那个年代，私营工厂的命运，大多是被“公私合营”。档案馆里，一定能找到蛛丝马迹。
档案馆里很安静，只有翻动纸张的“沙沙”声。我向工作人员说明了来意，一个戴着老花镜、头发花白的老先生接待了我。他听我说要查“华章纺织厂”，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光。
“华章纺织厂……好久没听到这个名字了。”他一边喃喃自语，一边在电脑上检索着。
“找到了。”他指着屏幕上的一个条目，“年，公私合营，改名为‘南京第二纺织厂’。厂址……就是现在的城东开发区那边了。”
“那……那原来的老板呢？”我紧张地问。
“老板叫林承德，年去了香港，就没再回来。”老人说着，目光落在了我的申请表上，看到了我的名字，“你叫……陈金？”
“对。”
“你和你母亲姓？”
“不，我跟我父亲姓陈。我母亲叫林婉云。”
老人听到“林婉云”三个字，身体猛地一震，扶了扶眼镜，凑近了仔细地看我，那眼神，像是在端详一件出土文物。
“林婉云……你是林婉云的儿子？”他的声音里充满了惊诧。
“您……您认识我娘？”我激动得差点站起来。
老人没有直接回答我，而是陷入了长久的沉默。他看着我，眼神里有震惊，有感慨，有惋惜，复杂得让我看不懂。
良久，他叹了一口气，缓缓地说道：“孩子，你可能不知道……你娘林婉云，当年，可是我们南京城响当当的大人物啊。”
六、她不是厂长，她只是一个守着别人江山的女人
“大人物？”
我被老人这句话，砸得晕头转向。我娘？那个连大声说话都不敢、一辈子活得小心翼翼的女人，会是“大人物”？
老人似乎看出了我的难以置信，他摘下老花镜，用衣角擦了擦，然后领着我，走进了档案馆深处一个不对外开放的资料室。
资料室里堆满了牛皮纸袋装着的旧档案，空气中弥漫着纸张腐朽的味道。老人熟练地从一个高高的铁架上，取下一个厚厚的档案袋，吹开上面的灰尘，递给我。
“你自己看吧。”
档案袋上写着“南京第二纺织厂（原华章纺织厂）历史沿革”。
我颤抖着手打开档案袋，里面是一沓沓发黄的、用钢笔手写的资料和黑白照片。
我第一眼看到的，是一张干部任命书。
“兹任命林婉云同志为南京第二纺织厂第一任厂长。一九五六年十月。”
厂长！我娘，竟然是国营纺织厂的第一任厂长！
我继续往下翻。一张张黑白照片，记录了工厂从“公私合营”到发展壮大的历史。照片里，都有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身影。
是我的母亲，林婉云。
在一张全厂职工大会的照片上，她站在主席台中央，穿着一身朴素的蓝色工装，梳着两条麻花辫，眼神明亮而坚定，正在慷慨激昂地发言。她的身后，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红色标语。
在一张技术攻关的现场照片上，她和一群技术员围在一台轰鸣的纺织机前，手里拿着图纸，侧着头认真地听着别人的讲解，眉头微蹙。
在一张欢送知识青年下乡的照片上，她给一个年轻的女知青戴上大红花，脸上带着慈爱而鼓励的笑容。
……
照片上的她，和我印象中的母亲，完全是两个人。她自信，果敢，充满了那个时代特有的、蓬勃向上的生命力。她是工厂的主心骨，是所有工人尊敬和爱戴的“林厂长”。
档案里，还有很多关于她的文字记录。先进工作者、三八红旗手、市劳动模范……荣誉多得让我眼花缭乱。其中一份报告里，详细记述了她在“公私合营”过程中的“先进事迹”。
报告里说，华章纺织厂原厂主林承德逃往香港后，其女林婉云同志深明大义，主动将工厂上交国家，并团结全厂职工，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
看到这里，我似乎明白了。我娘为了响应国家号召，把自家的工厂捐了出去，然后从一个“资本家小姐”，摇身一变，成了“人民的厂长”。这在那个年代，是完全说得通的。
可是，如果她是厂长，是劳动模范，那她后来的命运，为什么会发生那么大的转折？她又为什么会离开南京，远嫁到我们那个北方小城？
我的目光，落在了一份时间是年的文件上。那是一份“停职反省通知书”。
通知书的内容很简单，说林婉云同志因“历史问题”，暂时停止其厂长职务，接受组织调查。
年。一个特殊的年份。
我的心，沉了下去。
“她的‘历史问题’，就是她的出身。”老人不知什么时候，站到了我的身后，声音低沉，“她是资本家的女儿，这是她的原罪。运动一来，她第一个被揪了出来。”
“那……那后来呢？”我急切地问。
“后来……”老人叹了口气，从档案袋里抽出另一张薄薄的纸，递给我。
那是一份手写的“情况说明”，字迹娟秀，是我娘的笔迹。但和那封信上的字相比，这份说明上的字，显得仓促而慌乱，很多地方都有涂改的痕迹。
“我叫林婉云，我交代我的问题。我父亲是资本家林承德，已逃往香港。我自愿将工厂上交国家，一心一意跟党走，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我与家庭划清了界限，我不是资本家的小姐，我是人民的女儿……”
短短几行字，我却仿佛看到了当年那个风华正茂的“林厂长”，在批斗会上，在无数双质疑和愤怒的眼睛注视下，是如何声嘶力竭地，一遍遍地重复着这些话。
“她被批斗，被关牛棚，受尽了折磨。”老人的声音里带着一丝不忍，“但她很坚强，什么都扛下来了。她一直说，她相信组织，相信党。”
“可是，有人不相信她。有人翻出了她和沈敬尧的关系。”
沈敬尧！那个我外公在信里提到的，我娘的师兄！
“沈敬尧是谁？”
“沈敬尧，当年是金陵大学的高材生，也是你外公最得意的门生。他和你娘，是公认的一对璧人。你外公走后，他一直很照顾你娘。后来，他也因为‘海外关系’，被打成了右派，送去西北劳改了。”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
“那……那我娘……”
“批斗她的人说，她捐出工厂是假，潜伏下来等待时机，与海外和右派分子里应外合是真。他们说她是‘潜伏的特务’，‘披着红色外衣的毒蛇’。”
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耳朵。这些恶毒的、荒谬的罪名，竟然曾经加在我那沉默寡言的母亲身上。
“她不承认。他们就打她，不让她睡觉，用尽了各种法子。最后，不知道是谁，想出了一个更毒的招。他们找到了你娘当年在乡下的一个远房亲戚，让她证明，你娘在解放前，和一个国民党军官，生过一个孩子……”
“这……这是污蔑！”我气得浑身发抖。
“当然是污蔑。但在那个年代，没人听你辩解。”老人摇了摇头，“这个罪名，对一个女人来说，是致命的。它彻底摧毁了你娘的意志。她疯了。”
疯了……
我的眼前，仿佛出现了那个场景。年轻的母亲，在无休止的折磨和最恶毒的羞辱下，那根紧绷的、叫做“信念”的弦，终于，“啪”的一声，断了。
“后来呢？她疯了之后呢？”
“疯了，反而是一种解脱。没人再对一个疯子感兴趣了。运动结束后，厂里给她办了病退，但南京是不能待了。她在这里，有太多认识她的人，太多痛苦的回忆。厂里有个老工人，是你爹，陈大山。他是个好人，也是个光棍，他主动提出，愿意照顾你娘一辈子。于是，厂里办了手续，让你爹带着你娘，回了你们北方的老家。”
一切都串起来了。
我爹不是我娘的初恋，他只是一个在母亲最绝望的时候，接住了她的，善良的普通人。
他带着一个疯了的、曾经是“大人物”的女人，回到了他的家乡，给了她一个家，给了她一个安稳的后半生。而我，就是他们这段奇特婚姻的产物。
我瘫坐在椅子上，久久无法言语。我一直以为，我娘的人生，是从嫁给我爹开始的。我错了。她在我不知道的南京，有过那样一段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青春，也经历过那样一场万劫不复、烈火焚身的灾难。
“孩子，其实，关于你娘，还有一个秘密。”老人看着我，犹豫了很久，才缓缓开口。
“她不是厂长。”
“什么？”我以为我听错了。
“她名义上是厂长，但她自己心里清楚，她不是。”老人指了指那份“公私合营”的档案，“她之所以那么拼命地工作，把工厂搞得那么好，不是为了什么荣誉，也不是为了向组织表忠心。”
“她只是在守着一份不属于她的家业。”
“你外公林承德，在离开南京前，除了你娘，还托付给沈敬尧另一个人。”
“谁？”
“是林承德一个生意伙伴的独生女，叫苏文秀。那家人在一次空袭中都遇难了，只剩下这个六岁的孤女。林承德不忍心，就把她收养在身边。他走的时候，兵荒马乱，带不了那么多孩子。他让你娘和沈敬尧，像对待亲妹妹一样，照顾苏文秀，并且承诺，华章纺织厂未来的收益，有苏文秀的一半。”
“你娘，做到了。她把苏文秀养大，供她读书，后来还把她嫁了出去。在那些最困难的岁月里，她自己可以饿肚子，但从来没短过苏文秀的吃穿。她把工厂上交国家，也是为了保护这份家业，不让它在动荡中消失。她想着，等将来政策好了，她还能想办法，把工厂赎回来，把那一半，交到苏文秀手上。”
“她不是厂长，她只是一个守着别人江山的女人。她守的，是她爹的承诺，是她自己的良心。”
我的眼泪，再也控制不住，汹涌而出。
我终于明白了。我明白了那个木匣子的重量，明白了那把锁的意义。里面锁着的，不是财富，而是一个女人用一生去践行的，沉甸甸的承诺。
我也终于明白了，我娘为什么会疯。压垮她的，不是批斗，不是毒打，而是那个“与国民党军官有私生子”的污蔑。因为那个污蔑，玷污了她的清白，也玷污了她誓死守护的这份承诺。她怕，她怕自己说不清，道不明，将来无颜面对父亲的在天之灵，也无颜面对那个她视如己出的“妹妹”苏文秀。
巨大的精神压力，和长期的折磨，让她选择了用“遗忘”来保护自己。她的大脑，像一个被触发了保护机制的机器，自动切断了所有痛苦的根源。
她忘记了南京，忘记了华章纺织厂，忘记了沈敬尧，忘记了苏文秀，忘记了那场浩劫，也忘记了那个曾经光芒万丈的自己。
她只记得，她是一个普通的女人，叫林婉云。后来，她有了一个丈夫，叫陈大山。再后来，她有了一个儿子，叫金子。
七、我终于明白，她嘴里那个叫了三十年的名字，不是我爹
从档案馆出来，南京的街头华灯初上。我漫无目的地走着，脑子里一遍遍地回放着老人说的话。
我娘的一生，像一部情节跌宕的黑白电影，在我眼前放映。那些我从未参与过的、属于她的青春、理想、爱情和磨难，此刻都变得无比清晰。
我走过秦淮河，看着画舫在水中荡漾，两岸是仿古的酒楼和喧嚣的游客。我想象着，几十年前，我那穿着旗袍的母亲，是否也曾和那个叫沈敬尧的青年，并肩走在这河边，谈论着诗和远方。
我走到曾经的“剪子巷三十六号”，如今的火锅店门口。我仿佛能穿透这面墙，看到当年那个大宅院里，年轻的母亲，是如何像姐姐一样，照顾着那个叫苏文秀的小女孩，教她读书写字，给她梳头。
我甚至能想象，在那场风暴来临之时，她是如何将那个装满秘密的木匣子藏在床底，然后穿上那身蓝色的工装，昂着头，去面对那些未知的命运。
她不是一个柔弱的女人。她是一个战士。她的战场，没有硝烟，却比任何战场都更残酷。她用她单薄的肩膀，扛起了一个家庭的兴衰，一个时代的承诺。
回到小旅馆，我给李丽打了个电话。
电话响了很久才接通，那头传来李丽疲惫的声音：“喂？”
“丽丽，是我。”
“嗯，事情办完了？什么时候回来？”她的声音里没有一丝波澜，像是在跟一个陌生人说话。
“我……我找到了一些东西。”我把在档案馆的发现，简略地跟她说了一遍。我省略了那些残酷的细节，只说了我娘曾经是厂长，后来因为历史原因，才离开了南京。
电话那头，是长久的沉默。
“丽丽？你在听吗？”
“陈金，”她突然开口，声音有些沙哑，“你还记不记得，娘刚生病那几年，晚上经常做噩梦？”
我愣了一下。是的，我记得。那几年，我娘的病情还不算太重，她常常在半夜惊醒，浑身是汗，嘴里喊着一个名字。
“她喊的什么，你还记得吗？”李丽追问道。
我努力地回忆着。那个名字，很陌生，我当时以为是她哪个记错了的亲戚。她总是反反复复地喊着那两个字，带着哭腔，充满了恐惧和绝望。
“敬……尧……”我几乎是不确定地，念出了那两个字。
敬尧！沈敬尧！
我浑身一震。原来，那个在我娘梦里出现了无数次，那个我一直以为是我听错了、记错了的名字，不是什么无关紧要的人。
他是她深爱过的恋人，是她永远无法企及的梦想。
“她总是一边喊着这个名字，一边说‘我对不起你’，‘你快走’……”李丽的声音里，也带上了一丝颤抖，“我一直以为，那是爹的名字叫错了。现在我才明白……”
我们都明白了。
在她神志不清的噩梦里，她回到了那个生离死别的年代。她喊着沈敬尧的名字，让他快走，不要被她连累。她把所有的罪责，都揽到了自己身上。
三十年来，她被困在那个噩梦里，再也没有醒来。
“丽丽……”我的声音哽咽了，“我对不起你，也对不起娘。我一直以为我照顾她，就是尽孝了。可我从来没有真正懂过她。”
“别说了，陈金。”李丽打断了我，“你什么时候回来？”
“我明天就回去。我想……我想再办一件事。”
“什么事？”
“我想找到苏文秀，或者她的后人。”我说，“这是娘一辈子的心愿。我想替她完成。”
电话那头又是一阵沉默。良久，我听到一声轻轻的叹息。
“好。我等你回来。”
挂了电话，我看着窗外的夜色，心里五味杂陈。我和李丽之间那堵冰冷的墙，似乎，有了一丝裂缝。
第二天，我又找到了档案馆的那个老人。我向他打听苏文秀的下落。
老人摇了摇头：“这个就难了。当年你娘出事后，为了不连累苏文秀，就托人把她送到了上海的亲戚家，从此断了联系。后来听说，她嫁了个华侨，八十年代初就出国了，去了美国。”
美国。一个遥远得像另一个星球的地方。
线索，又断了。
我有些失望，但并不绝望。我已经知道了足够多的真相。就算找不到苏文秀，我也能让我娘的故事，变得完整。
我订了第二天下午回家的火车票。上午，我拿着那张我娘和沈敬尧的合影，去了照相馆，让他们帮忙修复、放大。
取照片的时候，老师傅看着照片，啧啧称奇：“这姑娘，气质真好。这小伙子，也是一表人才。真是般配啊。”
我笑了笑，眼眶却湿了。
是啊，他们本该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可惜，造化弄人。
我还去了一趟南京大学。我不知道沈敬尧是哪个系的，也不知道他后来怎么样了。我只是想，在我娘曾经生活过的城市，在她爱人曾经求学的校园里，走一走，看一看。
校园里，年轻的学子们穿着时尚的衣服，抱着书本，说说笑笑地从我身边走过。阳光透过高大的梧桐树，洒下斑驳的光影。
我仿佛看到了几十年前，那个穿着长衫的青年，和那个穿着旗袍的少女，也曾这样并肩走在梧桐树下。他们的未来，本该像这阳光一样，明亮而灿烂。
离开南京前，我做了一件我自己都觉得有些冲动的事。
我去了邮局，按照当年苏文秀可能去的地址——美国，寄出了一封信。信里，我简单讲述了我娘的故事，留下了我的联系方式。我不知道这封信能不能寄到，也不知道收信人是谁。
这就像是往大海里，扔了一个漂流瓶。
但我想，我娘守了一辈子，等了一辈子。我也该替她，再等一等。
八、迟到了五十年的“大小姐”，终于回家了
回到家的那天，是个阴天。
我拖着疲惫的身体，打开房门，看到的不是李丽冷漠的脸，而是一桌子热气腾腾的饭菜。
李丽正在给我娘喂饭，动作轻柔，眼神里是我许久未见的温柔。我娘很乖，一口一口地吃着，像个听话的孩子。
看到我回来，李丽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回来了？洗手吃饭吧。”
我放下行李，走到我娘身边，蹲下来，看着她。她也看着我，眼神空洞，嘴里还嚼着饭。
“娘，我回来了。”我说。
她没有任何反应。
那一刻，我心里所有的波澜，都归于平静。去南京的一趟，像一场大梦。梦醒了，生活还要继续。我娘依然是那个痴呆的老人，我依然是那个需要照顾她的儿子。
唯一不同的是，我的心。
吃饭的时候，我把那张放大了的、我娘和沈敬尧的合影，拿了出来，摆在桌上。
李丽看了一眼，什么也没说，只是默默地给我夹了一筷子菜。
晚上，我把那张照片，端端正正地挂在了我娘房间的墙上，就在她床头的正上方，一抬头就能看到的地方。
李丽站在我身后，看着照片上那对璧人，轻声说：“她……真好看。”
“是啊。”我说，“她本该有不一样的人生的。”
“别这么说。”李丽走过来，从身后抱住我，“陈金，我觉得，娘不后悔。如果让她重新选一次，她可能还是会选择嫁给爹，选择生下你。因为，她是你的娘啊。”
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流了下来。我转过身，紧紧地抱住她。
“丽丽，谢谢你。”
“傻瓜。”
那个晚上，我们聊了很多。聊我娘的过去，聊我们这三十年的生活，聊我们被磨损的爱情，和被压抑的梦想。我们像两个在黑暗中跋涉了很久的旅人，终于看到了彼此眼中的光。
日子，又恢复了往常的轨迹。我上班，下班，照顾我娘。李丽也是。只是，我们之间的气氛，变了。我们不再为一些琐事争吵，我们开始学着在沉重的生活里，寻找一些微小的乐趣。
我们会在周末，用轮椅推着我娘，去公园里晒太阳。我会指着天上的风筝，跟她说：“娘，你看，飞得好高。”她会“啊啊”地回应，脸上露出模糊的笑意。
李丽开始重新打扮自己。她买了新衣服，涂了口红。她说，不能让日子把人过得没了人样。
我把我娘的故事，写了下来。我把那个木匣子里的信、地契，和档案馆里找到的资料，都整理好。我想，等我老了，走不动了，就把这些东西，传给我的后人。让他们知道，他们的家族里，曾经有过这样一位了不起的女性。
时间，就在这样平静而琐碎的日子里，又过去了半年。
那封寄往美国的信，石沉大海，杳无音信。我几乎已经忘了这件事。
直到那天，我接到了一个陌生的、来自上海的电话。
电话那头，是一个声音苍老、但吐字清晰的女人。她说的是一口带着上海口音的普通话。
“请问……是陈金先生吗？”
“我是，您是？”
“我……我叫苏文秀。”
我拿着电话的手，猛地一抖。
苏文秀！那个我娘守护了一辈子的“妹妹”！
“我……我收到了您的信。”电话那头的声音，也带着一丝激动，“信是我的女儿收到的，她辗转找到了我。我……我没想到，姐姐她……她还记得我。”
她叫我娘“姐姐”。
“她……她一直都记得您。”我的声音哽咽了，“她守了您一辈子。”
我们在电话里，聊了很久很久。
苏文秀告诉我，当年她被送到上海后，确实和姐姐失去了联系。后来她嫁人，去了美国，生活优渥，儿孙满堂。她也曾想过回来寻找姐姐，但人海茫茫，当年的地址早已物是人非，她不知道该从何找起。她以为，姐姐可能早就不在人世了。
“姐姐她……现在还好吗？”苏文秀小心翼翼地问。
我沉默了很久，才把娘的病情，告诉了她。
电话那头，是长久的、令人心碎的哭泣。
“我要回去看她！”苏文秀哭着说，“我马上就回去！我要当面跟她说一声，对不起！我让她……受苦了！”
一个星期后，苏文秀回来了。
我去机场接她。她已经是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头发花白，但保养得很好，穿着一身得体的套装，气质优雅。她的身后，跟着她的女儿和女婿，看起来都是很有教养的人。
看到我的那一刻，苏文秀的眼泪，就流了下来。她拉着我的手，一遍遍地说：“像，真像……你的眉眼，跟你母亲年轻时一模一样。”
回到家，李丽已经把屋子打扫得干干净净。我娘正坐在轮椅上，对着墙上那张照片发呆。
苏文秀走进房间，看到林婉云的那一刻，她再也支撑不住，“扑通”一声，跪倒在轮椅前。
“姐姐！”她抱着我娘的腿，嚎啕大哭，“文秀回来看你了！姐姐！我对不起你啊！”
我娘被这突如其来的状况吓到了，身体不住地发抖，嘴里发出“啊啊”的惊叫。
我赶紧和李丽，还有苏文秀的女儿，一起把她扶起来。
“您别这样，我娘她……她受不了刺激。”
苏文秀擦干眼泪，站起身，看着轮椅上那个苍老、瘦弱、眼神呆滞的女人，半天说不出一句话。她想象过无数次重逢的场景，却唯独没有想过，会是这样一种方式。
那个曾经保护她、照顾她、像一座山一样为她遮风挡雨的姐姐，如今，变成了一个需要别人照顾的孩子。
“姐姐……”苏文杜颤抖着，伸出手，想要去摸一摸我娘的脸。
我娘却像受惊的兔子一样，猛地缩了一下，把脸埋进了李丽的怀里。
苏文秀的手，僵在了半空中。
迟到了五十年的“大小姐”，终于回家了。可是，那个等了她一辈子的“守门人”，却已经不认识她了。
九、她看着我，说：金子，妈把事做完了
苏文秀在我们这个小城，住了下来。
她在最好的酒店订了房间，但每天大部分时间，都泡在我们这个狭小而拥挤的老房子里。她好像想把这迟到的五十年，都弥补回来。
她学着给姐姐喂饭。一开始，林婉云很抗拒，饭总是喂一半，洒一半。苏文秀不厌其烦，一遍遍地哄着，就像小时候，姐姐哄她吃饭一样。慢慢地，林婉云似乎习惯了她身上那股淡淡的、从海外带来的香水味，不再那么抗拒。
她学着给姐姐擦洗身子。一个养尊处优了一辈子的老人，做起这些粗活来，笨手笨脚。李丽想去帮忙，都被她拦住了。她说：“这是我欠姐姐的。”
她会坐在轮椅边，拉着姐姐的手，跟她讲这五十年来的事。讲她在美国的生活，讲她的丈夫，她的孩子，她的孙子。讲她是如何在自家院子里，种下了一片栀子花，因为她记得，姐姐最喜欢栀子花的香味。
林婉云听不懂，她只是呆呆地坐着，偶尔会咧开嘴，露出一个没有意义的傻笑。
苏文秀的女儿，一个在美国当律师的知性女性，私下里找到了我。她代表她的母亲，提出了一个让我和李丽都无法拒绝的建议。
她想把我们接到美国去，给她母亲，也给我母亲，最好的医疗和照顾。并且，她要将华章纺织厂当年的资产，折合成现在的价值，全部归还给我们。那是一笔我连想都不敢想的天文数字。
我拒绝了。
我对她说：“我娘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一辈子，她离不开这里。至于钱，那是我娘替我外公守护的承诺，不是我的。我替我娘，把它还给你们，我心安了。”
苏文秀知道后，哭得更厉害了。她说：“你们一家人，怎么都这么傻。”
最终，我们达成了一个折中的方案。苏文秀用那笔钱，成立了一个以我母亲林婉云和我外公林承德名字命名的慈善基金，专门用于资助我们这个小城的贫困学生和孤寡老人。
她说，姐姐和父亲都是善良的人，这是他们最愿意看到的。
苏文秀要回美国的前一天，我们一家人，还有她和她的家人，一起拍了一张全家福。
就在我们家那面斑驳的老墙前面。我推着我娘的轮椅，坐在最中间。李丽和苏文秀，一左一右地站在我娘身后。
拍照的时候，我娘突然指着墙上那张她和沈敬尧的合影，“啊啊”地叫了起来。
苏文秀看着那张照片，眼圈红了。她凑到我娘耳边，轻声说：“姐姐，你还记得敬尧哥吗？他……他没有熬过那年冬天。他走的时候，手里还攥着你给他织的那副手套……”
我娘没有任何反应。
也许，在她选择遗忘的那一刻，那个叫沈敬尧的青年，连同那段无疾而终的爱情，就永远地，被埋葬在了岁月的尘埃里。
送走苏文秀后，生活又恢复了平静。不，也不是完全平静。我们家的门槛，快被踏破了。市里、区里的领导，都来了。他们送来了慰问金，送来了一块“德义传家”的牌匾。我娘林婉云，这个被遗忘了半个世纪的名字，一夜之间，成了这座城市的“道德楷模”。
我把那些东西，都锁进了柜子里。我对我娘说：“娘，这些，你都不稀罕。我知道。”
那年冬天，特别冷。我娘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她开始长时间地昏睡，清醒的时间越来越少。医生说，她的器官正在衰竭，让我们做好准备。
我和李丽二十四小时轮流守着她。
一个下着小雪的清晨，我给她擦脸的时候，她突然睁开了眼睛。
那双眼睛，浑浊依旧，但却异常的平静。她看着我，看了很久很久。
然后，她缓缓地，抬起那只早已没有力气的手，颤巍巍地，摸了摸我的脸。
“金子……”
她的声音，轻得像一片雪花，却清晰地落在了我的心上。
“娘，我在。”我的眼泪，瞬间决堤。
她看着我，嘴角，竟然露出了一个完整的、温柔的笑容。那笑容，和我记忆深处，那个年轻的、会叫我“小金子”的母亲，重叠在了一起。
她张了张嘴，用尽全身最后一丝力气，说出了一句完整的话。
“金子……妈……把事……做完了。”
说完这句话，她的手，无力地垂落。眼睛，缓缓地闭上。脸上的笑容，却永远地，凝固在了那里。
我抱着她渐渐冰冷的身体，放声大哭。
我娘走了。
她带着她一生的秘密，守着她一生的承诺，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终于把自己从那场长达三十年的噩梦中，解救了出来。
她把事情，做完了。
我娘的葬礼，很简单。按照她的遗愿，骨灰撒进了我们这个小城旁边，那条养育了她后半生的河里。
整理她的遗物时，李丽从她那件穿了几十年的旧棉袄的内兜里，发现了一个用手帕包着的东西。
打开手帕，里面是一小撮干枯的、早已看不出颜色的花瓣。
苏文秀说，那是栀子花。是当年沈敬尧第一次送给我娘的礼物。
我把那撮花瓣，和我爹的骨灰，和我娘的骨灰，放在了一起。
如今，很多年过去了。我和李丽，也老了。我们用苏文秀留下的钱，在郊区买了个带院子的小房子。院子里，种满了栀子花。
每年夏天，栀子花开的时候，满院芬芳。我就会搬个小板凳，坐在花丛下，给我的孙子，讲他那个从未见过面的、叫林婉云的太奶奶的故事。
我会告诉他，太奶奶的一生，像一本很厚很厚的书。前面是诗，中间是史，后面，是沉默。
而我，何其有幸，能成为她生命里，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读者。
阳光落在院子里，像一枚枚尘封了半个世纪的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