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守仁全集 - 全文原文翻译白话文全译文全解析 - 海量国学古文古籍国学 -文言古籍网
摘要：《明史》原文|卷三百七·列传第一百九十五·佞幸明代从太祖朱元璋洪武元年（）开国，到思宗朱由检崇祯十七年（）自缢，前后共计年。在元代文学新变的基础上，明代文学的发展历程，有曲折、有突进，呈现了一种波浪形的态势。这大致可分成两个阶段：前期作为元代文学的余波和明代中后期文学突变的准备，可以视作中国中古文学…《明史》原文|卷三百七·列传第一百九十五·佞幸
明代从太祖朱元璋洪武元年（）开国，到思宗朱由检崇祯十七年（）自缢，前后共计年。
在元代文学新变的基础上，明代文学的发展历程，有曲折、有突进，呈现了一种波浪形的态势。这大致可分成两个阶段：前期作为元代文学的余波和明代中后期文学突变的准备，可以视作中国中古文学的最后阶段；嘉靖（～）以后，文学变革犹如狂飙突至，迅猛异常，中国文学正式步入近古的新时代。从明中叶到清代鸦片战争，是中国文学近古期的第一段。
元明之际的社会动荡，形成了一股人心思治、崇拜英雄的思潮，涌现了一批精神上比较解放而且富有时代使命感的文人。文学作品在崇尚酣畅雄健的阳刚之美时，常常浸透著作家深沉的忧患意识。以《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的编著，南戏的中兴和宋濂、刘基、高启等诗文作家为代表，在文学创作领域出现了一时繁华的景象。但文学发展的这种势头很快就遭到了阻扼和摧残。明初经济的复苏，人民生活的相对安定，消蚀了士人的忧患意识；而思想文化上的专制主义和特务统治，又平添了创作上的不安全感。精神上贫乏的知识分子在追求仕进和自我平衡的心态中，欣赏一种平稳和谐、雍容典雅的美。生机勃勃的小说、戏曲创作受到了轻视和限制，“台阁体”的诗歌和讴歌富贵、道德、神仙的戏剧泛滥，文学创作导向贵族化、御用化而滑入了低谷。
明代中叶，随着城市商业经济的繁荣，市民阶层的壮大和统治集团的日趋腐朽，思想控制的松动，以及王阳明心学的流行，文学逐步走出了沉寂枯滞的局面。特别是在嘉靖以后，很快地由复苏而大踏步地向前迈进。这时的文学创作随着接受对象的下层化、市民化而更加面向现实，创作主体精神更加高扬，从而突出了个性和人欲的表露。此外，叙事文学的全面成熟，各体文学语言的通俗化，以及流派意识的自觉，也都充分地显示了文学正在有力地向着近代化变革。这场变革的标志是：《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的刊刻和风行，《西游记》和《金瓶梅词话》的陆续写定和问世，兴起了编著章回体通俗小说的热潮；戏曲方面，从以《宝剑记》、《浣纱记》、《鸣凤记》为代表的三大传奇问世，传奇体制的定型和昆腔的改革，到汤显祖写出“临川四梦”，戏曲创作被推向了继元杂剧之后的又一高峰；诗文方面，继李梦阳、何景明等前七子在弘治年间（～）打着“复古”的旗号开展文学革新运动之后，不论是唐宋派、后七子，还是公安派、竟陵派等，都分别从不同的角度为文学的变革作出了努力。其它如以“三言”、“二拍”为代表的白话短篇小说的繁荣，“挂枝儿”、“山歌”等民间文学的流行和整理等，都明显地体现了新的时代特征。明末天启、崇祯（～）年间，随着国事多艰，经世实学思潮抬头，部分作家开始与张扬个性、表露人欲告别，向着理性回归，重新强调文学的社会功用，开启了清代文学思潮的转变。总的说来，明代中期以后，与整个农业文明向着工商文明迅速转变的历史潮流相适应，文学急剧地向着世俗化、个性化、趣味化流动，从内在精神到审美形式，都鲜明而强烈地打上了这种转变的色彩。
第一节 商业经济的繁荣与城市文化形态的形成
工商业的发展与城市的繁荣 市民的壮大 新的读者羣的形成 新的内容与新的形象 审美趣味的转变 文学的商业化
宋元时代逐步兴起的商业经济，在明初受到了一些挫折。朱元璋为了恢复农业生产，稳定社会经济，采取了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工商势力，影响了城市的繁荣，连“素号繁华”的苏州，一时间也变得“邑里萧然，生计鲜薄”（王锜《寓圃杂记》卷五）。然而，明初的经济整顿在为农业复苏铺平道路的同时，实际上也在为工商业的顺利发展创造着条件。与此同时，明初的统治者也实行了若干有利于手工业和商业发展的措施。例如，将手工业工人从工奴制中解放出来，让他们“自由趁作”；降低商业税率，规定“三十取一，过者以违令论”（《明史》卷八十一《食货五》）等；特别是南北大运河的贯通，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的交流和发展。到明代中期，官方认可的抑商政策出现了一定的松动，工商势力重新开始活跃，特别是江南一带的织造“机户”争相崛起，如苏州到了嘉靖年间已是“比户皆工织作，转贸四方”（嘉靖《吴邑志》）。手工业生产的规模日益扩大，内部分工日趋细密，在提高生产率的同时，增加了产品对于市场的依附；而农业生产也逐渐卷入了商品化的漩涡；隆庆后海禁一度解除，海外贸易不断发展；白银的普遍使用，促使商品交换频繁。这一切都促进了商业经济的繁荣和城市的兴旺，杭州、苏州、广州、武汉、芜湖等都市，商贾辐辏，成为商品的集散地。
手工业和城市商业的繁荣使市民阶层迅速扩大。市民阶层人数众多，人员复杂，包括商人、作坊主、手工业工人、自由手工业者、艺人、妓女、隶役、各类城市贫民和一般的文人士子等。明代中叶以后，仅苏州一地从事丝织业的人数就达近万名；景德镇万人口，从事陶业的手工业人口即有数万。在这些市民中，商人们经济实力雄厚，生活奢靡，逐渐引起人们的注目和羡慕。如“富埒吴中”的巨商张冲，每有一衣制成，其款式即成为市民们争相模仿的样板（皇甫汸《皇甫司勋集》卷五十一《张季翁传》），足见商人对于市民社会影响之大。商人们附庸风雅，“与贤士大夫倾盖交欢”，往来唱和，也成为风气。不少商人还刊有自己的文稿aa如徽商中胡镇有《梦草堂稿》，郑作有《方子山集》，余存修的诗集《缶音》李梦阳为之作序和传，程汝义的诗集王世贞为之作序，吴德符的诗集胡应麟为之作序。bb。文人士子也逐渐改变不屑与商贾为伍的清高态度，开始从相对封闭的圈子中走出来，留恋繁华的城市，习惯于出入市井，乐意与商人、名工巧匠、出色艺人等交游。如祝允明自幼与吴中巨商汤家子弟“居第门相对”，“旦暮过从”（祝允明《怀星堂全集》卷十七《守斋处士汤君文守生圹志》）；文征明与世代为商的商人朱英“往来日稔”，“数年犹一日”（文征明《文征明集》补辑卷三十一《朱效莲墓志铭》）；李开先与章丘大商人王云凤“交与二十余年”（李开先《闲居集》卷七《处士王治祥墓志铭》）；李梦阳在开封时与郑作等一大批商人往来交好，“论诗较射，过从无虚日”（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方子山郑作》等）。又如陈继儒与制壶巧匠时大彬，李日华与景德镇瓷工吴邦振，张岱与海宁刻工王二分，钱谦益与竹刻名家濮仲谦等都关系十分密切。越来越具有一种世俗平民化的特征。特别是在明代中后期的文人圈中，一些未入仕途的平民文人人数众多，相当活跃。其中不少人本来就出身于商人家庭，如对文坛有很大影响的李梦阳、李贽的父祖辈就曾经商。在江浙地区，情况尤为突出，如高濂、唐寅、王宠、袁袠、张凤翼兄弟、黄省曾、何良俊、陈束、屠隆、沈明臣、汪道昆、顾宪成、卓瀓甫等人都出身商家。一些缙绅士夫弃儒经商或涉足文化市场的也屡见不鲜。如小说家凌蒙初、陆云龙及汲古阁主人毛晋等都兼营印刷业。总之，明代中后期文人与商人等市民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他们相互熟悉，相互影响，逐步产生了一批受到市民思想、感情和艺术趣味的熏陶，幷愿意为市民阶层服务的文人士子。这批世俗化的平民文人同时又与商人、手工业者、艺人等市民相结合，形成了一批新的读者羣。
文人的市民化和市民化读者羣的形成，自然地改变了文学作品的面貌。市民的生活，市民的情趣，市民的形象在明代的诗、文、小说、戏曲中越来越显得举足轻重。诗人们歌唱起“即此城中住亦甘”，“经车过马常无数”（沈周《石田稿》）的都市生活，赞美“翠袖三千楼上下，黄金百万水西东”（唐寅《六如居士全集》卷二《阊门即事》）的繁华景象，毫不掩饰对美色和金钱的欣羡，甚至高歌恣情纵乐，在俗世的追欢逐笑中，寻求人生的乐趣。在一些诗文集中，有关商人及各色市民的寿序、碑志、传记等触处可见aa如刊于嘉靖初年的李梦阳的《空同集》，在总数篇的墓志铭中，有4篇为商人所作，约占9﹪。至万暦初年所刊的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中，墓志铭类的作品总数篇，为商人所作的则有篇，已占﹪。至于收录王世贞晚年作品的《弇州山人续稿》中，商人所作的墓志铭类作品更多至篇，其比例上升到﹪。参见陈建华《中国江浙地区十四至十七世纪社会意识与文学》，学林出版社年6月版第页。bb。这种现象幷非偶然，它说明了明代诗文对于表现商人的兴趣。至于在小说和戏曲中，更是广泛而深刻地表现了市井生活，塑造了众多商人和作坊主的形象。这在明初的《剪灯新话》等文言小说中初露端倪，在《金瓶梅》中商人已成为一部长篇小说的主人公，而在以后的“三言”、“二拍”等短篇小说中，市井中的种种脚色也被表现得淋漓尽致。他们或极尽奢侈，或克勤克俭，或历尽艰险，或经营有道。作者不时地流露出对他们的同情、理解和赞美，幷透出了对于世俗物质利益关注的价值取向。
在作品内容市民化的同时，人们的艺术趣味也趋向世俗化，时兴着一种“世俗之趣”。这种艺术趣味的基本特点，就是题材重日常琐事，表现多率真自然，语言尚俚俗明白，效果求怡心娱目。这在小说、戏曲、民歌等通俗文学中表现得十分明显。特别是明代中后期，文坛舆论大力宣扬的就是“寄意于时俗”（欣欣子《金瓶梅词话序》），从“耳目之内，日用起居”（《拍案惊奇序》）中极摹“世情”，欣赏“最浅最俚亦最真”（《挂技儿·别部》）的语言，提倡文章之用即在于“供人爱玩”（郑超宗《媚幽阁文娱自序》）“足资谈笑”（天许斋《古今小说题辞》）。这种世俗化的审美趣味在诗文创作中也有反映。唐寅等吴中诸子继元末杨维桢等诗歌世俗化的倾向之后，曾作过一些可贵的探索。打着复古旗号的前七子，实际上也为明代中晚期艺术趣味的世俗化推波助澜。据《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载，李梦阳对当时流行的民歌十分欣赏，“以为可继《国风》之后”，“何大复继至，亦酷爱之”。他们还创作了不少模仿得维妙维肖的民歌。康海、王九思、边贡、顾璘等人都在理论或创作实践上对通俗文学的发展起过推动的作用。嘉靖年间李开先、徐渭等也都推崇民歌。尔后袁中郎就干脆说：“世人以诗为诗，未免为诗苦，弟以《打草竿》、《劈破玉》为诗，故足乐也。”（《袁宏道集笺校》卷一一《伯修》）公安派的作家们所创作的一些“新声”，显然是对传统诗歌的一种突破和冲击。这在拘守传统观念的人看来，当然是鄙俚不足道的，甚至认为“万历五十年无诗”（徐世溥《与友人》，见《尺牍新钞》卷二），“文之俗陋，亘古未有”（王夫之《姜斋诗话·夕堂永日绪论外编》）。但实际上，正是在这“破律坏度”之中，躁动着诗界的一场革新，反映着艺术趣味的变化。
城市工商业的发展，文人的市民化和市民化读者羣的膨胀，不可避免地使文学创作商品化。文人为谋生而写作，书肆为牟利而刊行，一些文艺作品难免沦为金钱的附庸。据俞弁《山樵暇记》卷九载，在正德年间，“江南富族着姓，求翰林名士墓铭或序记，润笔银动数二十两，甚至四五十两”。一些平民文人出卖诗文书画，不失为一条谋生之路。唐寅就有诗云：“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种田。闲来画幅丹青卖，不使人间造孽钱。”（顾元庆《夷白斋诗话》）徐渭的《王元章墓》诗也谈到了书画“换米”的生涯。这种多少带点创作职业化的倾向，虽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个体自主意识的生成，但难免有一些缺乏社会责任心的末流作者，被铜臭污染了良心，一味去迎合市民的低级趣味和书商的赚钱欲望，胡编乱造了一些荒诞不经、色情下流、腐蚀人心的东西，幷在一时间“纸为之贵，无翼飞，不胫走”（即空观主人《拍案惊奇序》），使得晚明文坛上流淌着一小股污秽的浊流。
第二节 王学左派的兴起及其对文学创作的推动
政治思想由高压趋向失控 王学左派的兴起与禅宗思想的广泛渗透 张扬个性和对人欲的肯定 新思潮的先天不足
朱元璋开国之初，在政治上极力强化君主独裁，先后通过左丞相胡惟庸和大将军蓝玉两案，大兴党狱，杀戮功臣，趁机废除了有一千多年的宰相制度和七百多年的三省（中书、门下、尚书）制度，将军政大权独揽于一身。至成祖永乐和宣宗宣德年间，又建立内阁制度，削弱诸王权力，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中央集权制度。还设立锦衣卫和东、西厂，对羣臣和百姓进行监视，实行恐怖的特务统治。在思想文化方面，大力提倡程朱理学，实行了八股取士的制度，在对一些文人进行笼络、利用的同时，采取了极为严厉的高压政策。洪武年间规定“寰中士夫不为君用”，即可“诛其身而没其家”（朱元璋《大诰三编·苏州人材第十三》）。当时的文人动辄得咎，“一授官职，亦罕有善终者”（赵翼《廿二史札记》）。诗人高启因辞官被腰斩，苏州文人姚润、王谟被征不至而被斩首抄家。朱元璋还深文周纳，锻炼成狱，制造了大量的文字冤案以树立绝对的皇权。甚至因为朱元障自幼为僧，幷参加过被称作“贼”的红巾军，一时间不少文人在文章中用了与“僧”、“贼”、“发”等同音、叶音或有关的字（如“光”等），就被认为是有意讥刺而定罪斩首aa赵翼《廿二史札记》载：“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为海门卫作《谢增俸表》，以表内‘作则垂宪’诛。北平府训导赵伯宁，为都司作《万寿表》，以‘垂子孙而作则’诛。福州府学训导林伯璟，为按察使撰《贺冬表》，以‘仪则天下’诛。……”
在这种淫威高压之下，思想文化界呈现了一派沉闷压抑的气氛。明代中叶以后，皇权的高度集中，逐步导致以皇帝为中心的统治集团的腐化堕落。皇权的集中与皇帝的腐化，必然导致宦官的专权；宦官的专权与朝政的腐败，又加剧了党争。政治上的混乱伴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城市的繁荣，风俗的变化，使统治集团逐渐放松了政治思想的控制。于是，思想文化界开始活跃起来。
明代中后期思想文化活跃的重要契机是王学的兴起。弘治、正德年间，思想家王守仁继胡居仁、陈献章、湛若水等人之后，进一步发展了宋代陆九渊的“心学”，认为“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心外无理，心外无事，心外无物”（《传习录》）。提出“我心之良知，无有不自知者”。其“良知”，“即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待学而有，不待虑而得者也”（《文录·书朱守干卷》）。他同时主张知行合一；对以往的“圣贤至理”都要用“我的灵明”来加以检验：“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传习录》）显然，这种学说是主观唯心的，在政治上也幷不反对封建纲常，它只是把外在权威的“天理”拉到了人的内心，变为人的内在自觉的“良知”，从而打破了程朱理学的僵化统治，冲击了圣经贤传的神圣地位，在客观上突出了人在道德实践中的主观能动性，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利于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自此之后，心学亦称王学，流布天下，在嘉靖、万历期间形成了多种派别。其中泰州学派，亦称王学左派，从王艮、徐樾、颜钧、罗汝芳，到何心隐、李贽，越来越具有离经叛道的倾向。黄宗羲在《明儒学案·泰州学案》中概括他们的主要精神道：“吾心须是自心作得主宰，凡事只依本心而行，便是大丈夫。”“平时只是率性而行，纯任自然，便谓之道。……凡先儒见闻，道理格式，皆足以障道。”他们肯定人欲的合理要求，主张人际间地位平等，追求个性的自然发展，说：“百姓日用即道”（王艮《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一《语录》），“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李贽《焚书》卷一《答邓石阳》），“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李贽《焚书》卷一《答耿中丞》）。与此同时，与心学颇有相通之处的禅宗aa王阳明哲学成分多来自禅宗，故刘宗周曾称之为“阳明禅”（《刘子全书》卷十九《答胡嵩高、朱绵之、张奠夫诸生》）。而禅宗同样标榜“心是道，心是理”。慧能《坛经·疑问第三》说：“心是地，性是王，王居心地上。”故陶望龄说：“今之学佛者，皆因良知二字诱之。”（《歇庵集》卷十六《辛丑入都寄君奭弟书》），也在文人阶层中广泛渗透。明代狂禅之风甚盛，他们强调本心是道，本心即佛，其它一切都是虚妄的，乃至佛祖、经义也是“屎窖子”，“只是个卖田乡帐”，“总是十字街头破草鞋”，可以“抛向钱塘江里着”《梵琦语录》卷五《住嘉兴路本觉语录》、卷七《再住海盐州天宁永祚禅寺语录》、卷四《住杭州路凤山大报禅寺语录》。他们敢于用“本心”去推倒偶像的崇拜和教义的束缚，洋溢着一种叛逆的勇气和张扬个性的精神。心学与禅宗相结合在社会上广泛传播，促使人们在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上发生了变革，开始用批判的精神去对待传统、人生和自我，为明代掀起复苏人性、张扬个性的思潮创造了一种气氛，启发了一条新的思路，提供了一种理论武器。
但是，就本来的王阳明心学和禅宗而言，他们所强调的“本心”，只是一颗远离情欲、只存天理之心。王阳明说：“此心纯是天理”，“去人欲，存天理，方是工夫。”（《传习录》上）禅宗大师也认为“率性之谓道，率情之谓倒”（《紫柏老人集》卷二《法语》）。他们始料所不及的是，一旦触发了人对于自己本心的发现，与生俱来的七情六欲也会随之而汹涌沸腾起来，去冲击天理的堤岸，因而一些思想家、文学家纷纷张扬起不顾天理而求世俗爱好的个人的情欲。如李贽就高倡“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藏书》卷二），即使是“吐一口痰，也是自家的”（袁中道《柞林纪谭》），主张“至人之治”当“因乎人”（《焚书》卷三《论政篇》），即顺从人的个性和满足人的欲望。汤显祖、袁宏道等进一步将包括情欲在内的追求现世享受的“情”与“理”相对立，提出了“世总为情”（《汤显祖诗文集》卷三四《南昌学田记》）、“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汤显祖《寄达观》）的命题，反对“内欺己心，外拂人情”、“拂情以为理”（袁宏道《德山麈潭》），极力宣扬“情”的解放。因此，明代中叶以后，在文士中出现了一批因适性顺情而“放诞不羁，每出于名教之外”（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十四“明中叶才士傲诞之习”条）的“狂士”。像袁宏道在《与龚惟长先生书》中就公开宣扬追求人间的真乐乃是“目极世间之色，耳极世间之声，身极世间之鲜，口极世间之谭”，乃至“宾客满席，男女交舄”，“妓妾数人，游闲数人”，寻欢作乐到“朝不谋夕”、“恬不知耻”的地步。这样，就在社会上兴起了一股高扬个性和肯定人欲的思潮。
这一思潮对于冲破僵化的思维，在创作中强化主体意识具有重要的作用。于是，在诗文领域内激荡起一种与传统文学观念相对抗的“性灵”说。本来，“性灵”之说，古已有之。如《南史·文学传叙》曰：“自汉以来，辞人代有，大则宪章典诰，小则申舒性灵。”但传统的文学观念把“申舒性灵”视之为“小”，把事关教化，有益庙堂视之为“大”，于是文学的个性、风格、特色就往往淹没、融化在内容和形式的共性之中。明代中期，李梦阳、徐祯卿等开始重“情”aa如李梦阳《梅月先生诗序》云：“情动则会心，会则契神，契者音所谓随寓而发者也。”徐祯卿在《谈艺录》中说：“情者，心之精也。情无定位，触感而兴。既动于中，必形于声。……盖因情以发气，因气以成声，因声以绘词，因词而定韵，此诗之源也。”，强调诗歌的情感特征和个性表现，至袁宏道终于响亮地提出了“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袁宏道集笺校》卷四《叙小修诗》）的口号。一时间，徐渭、李贽、于慎行、汤显祖、屠隆等纷纷发表类似的议论，“诗以言己者也”（王思任《王季重十种·杂序·倪翼元宦游诗序》），“诗取适性灵而止”（屠隆《由拳集》卷十二《寿黄翁七十序》），创作的主体意识明显加强，文学的个性特征也随之而鲜明。与此同时，小说、戏曲中突出人格独立精神和张扬个性的人物形象也陆续亮相。文学在个性化的道路上迈进了可观的一步。随着主体意识的加强和人的自我价值的觉醒，肯定世俗人欲，肯定“好货”、“好色”的潮流，也将文学家的目光引向“穿衣吃饭”、“百姓日用”，写“时俗”、写物欲、写性爱，扩大了题材范围。他们面向现实，注重用通俗的语言，真实而细致地开掘和表现人的心灵，特别是由此而出现的一些有关青年男女争取恋爱自由和婚姻自主的作品，有力地冲击了当时的封建礼教，致使明代文学呈现出一种新的气象。
但是，明代新的社会思潮、新的文学现象缺乏一个具有独立思想和文化品格的阶级基础，未能冲垮沉重的封建枷锁和陈旧的文化观念，在疏狂不羁的作风、主观唯心的原则指引下，常常明显地暴露出它的先天不足。张扬个性、肯定人欲，固然促进了文学向着个性化、世俗化的方向发展，冲击了封建的伦理观念，破坏了严格的尊卑等秩，有利于思想的解放，但怪诞的行为、荒唐的举止却往往忽视羣体的利益，有损于社会的正常秩序，以至于公然宣扬露骨的色情，怂恿“诲淫导欲”、伤风败俗的作品出笼，使文学陷入了非道德、非理性的泥淖之中。更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一批新思潮的弄潮儿所持的思想武器心学与禅宗，本身就是封建文化圈中的伦理说教和宗教麻醉。他们有时敏锐地亮出了闪光的思想，但有时又回归到正统的儒家伦理教条和佛家的虚无主义像袁宏道，有时蔑视一切成法，主张“事今日之事，文今日之文”（《袁宏道集笺校》卷十一《与江进之》），而有时又以“体格备六经，古雅凌三代”（同上卷三十二《夜坐读少陵诗偶成》）来赞美杜诗；有时宣扬“真性情”，并以“喜怒哀乐嗜好精欲”（同上卷四《叙小修诗》）为真，有时则忏悔“执情太甚，路头错走也”（同上卷四十三《答陶周望》）；有时高扬自我，强调“率性而行，是谓真人”（同上卷四《识张幼于箴铭后》），有时则主张“无我”、“出世”，拔尽“我根”（同上卷二十三《广庄·人间世》），其思想不免显得零乱和矛盾。
更何况当时整个封建势力还相当顽强，特别是到了晚明，随着各方面危机的加剧，时势的转移，本来就显得比较脆弱和零乱的新思潮，很快地退落，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种经世实学的思潮，文学创作也随之重新唤起抒写理性和有益于羣体的热情。
选自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四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