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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火

文｜周荣池

1

清明时节的夜晚，在旅居的一线城市的街头闻到纸张燃烧的气味。这种气息像是收获时焚烧秸秆。这是和生死有关的事。草木和人一样，是在燃烧之中得到了某种归纳和新生。“毛昌纸”是一个地方产的草纸，十分粗糙。清明节前商家就会堆在门口待售。我不太敢相信，在一个大都市会有这些乡土的踪影。可见城市确实仍在沿用一些村庄里的办法。

这样的仪式并非简单草率。人们首先要记得自家亡人的安息之处。这在城市里是一件艰难的事情。地名已经被同质的城市道路和建筑所淹没，地点这个词已几乎看不见“大地”的坐标，过去的“点位”显然也十分地模糊。特别有意味的是，这些地点并不是在墓地，而是在闹市区一些庞大而冷漠的建筑面前。那些结构毫无艺术性可言的广场，可能更适合热闹的广场舞，或者更为现代的脸谱。但夜晚灯火通明的广场上，人们在进行的是古老的思亲活动。这几乎是有些戏剧性的。这种对比映照出城乡之间的某种对抗。那些来人也并非笨拙的农民，他们中大有衣冠楚楚的城市白领。他们握着寄托风俗的纸张冥币，也没有露出什么不安。而作为从乡村进城的我，对此倒是闻嗅出内心的不安。

他们有一种很神秘的仪式——用粉笔在地上画出一个圈来。这个圈并不封闭，留出一处出口，用直线在两侧标记着。这个圈一定标记着逝者原来的家园或者墓地。它是一个符号，也是一种指示，它是虚拟的，却有亮光。甚至像孙行者画的那个圈，有神性或者魔力。我问同行者那个缺口的意思,他说大概这样魂灵才有入口。这显然是一句迷信的话。我觉得这样说会更有意思：这样我们的内心才是有出路的。我其实看过类似的做法。在一处大概有五千年的遗址里，有一种奇怪的葬俗，人们用陶碗扣在逝者头上，碗底一律都有一个破缺口。考古的人说这是先人以为魂灵可以从此归天。我觉得这是可以回家的出路。此处遗址离我的村庄南角墩大概三公里的距离。我想五千年的光阴中，人们一直没有忘记要回家的信念，这是一件值得欣慰的事情。

清明的时候，村庄里自然也有这些仪规。最有意思的细节有两处。一是母亲会央我抓一把“毛昌纸”出门烧，必须“号”上她父母的名字，并写上后人的名字。她觉得外人进不了这扇寒门，即使亡人也不行。第二是父亲会在当晚于河边也烧几张纸，他称此为“斋孤”。他觉得有许多陌生人无家可归也应该被记得。这样纸上并不“号字”。

这些办法作为风俗传续到今天的城市。人们依旧严格照例施行，不少一点的庄重。那火升腾起来的时候，人们的脸上能看见明亮的光。我不知道人们如何能在刻板的水泥路面上找到准确的位置。这不应该是“大致”的。在我的城市也有清明在小区设祭的。他们在路边烧纸，可能也是要“号”上亡人名字的，但却似乎没有大城市那般庄严。

这是一把清冷的火，但燃烧得热烈。

我的父亲很早给我灌输许多老旧的信念。他讲出的话就像他喝下去的酒一样粗暴。他没有太多深刻的讲述，但自信讲的都是有道理的。他并不相信什么读书人的道理，尽管他在一直努力地让我读书。他认为道理就在酒碗里和手掌上。所以他讲道理的时候，就像是在自言自语，比如烧纸这件事情，就有“烧纸探人心”的说词。他早年常常带我去老家三荡口烧纸。平原上有几个与亡人有关的节日，包括“人老了”——这里人说死去就像老了一般自然，都是要烧纸的。不知道为什么燃烧能够接引未知的世界，但他坚信这是比实用更重要的。除了口粮之外，人们对于这件事的信念最为坚定。纸是烧给后人看的。这就联系了过去、现在和未来。过去已经是沉默的暗夜，但人们将火燃起来，让未来的人们也能将这把明亮延续下去。可能生怕子孙们不孝，老人们要反复演练提示。“人老了”要烧许多纸，要有“几斤几两”之多，且一定要指定的后辈所出。我有一个远房的外婆，人殁了之后，纸钱烧了大半又醒了过来。她看着那烧得旺旺的纸，心里一定十分满意：她看见了自己身后的情形。

城市生长得比村庄更要茂盛，可人们还是用过去的办法面对生死的事情。燃烧成了一种仪式，也成了一种古老的意境。父亲手上的那一把火，是为了阴森森的过往，也连接着那片土地上庄重的出路。

2

我从小就喜欢放火。这大概是许多人的天性。不知道燃烧中究竟有什么迷人的事实，让我们在毁灭中得到某种确信。燃烧并不只是带来热量。缺乏水火考验的生长到底是狭隘而苍白的。这是科学或者文明所不具备的意境。我们太过迷恋安全的生活，这恰恰是一种危险的生活观念。危险、疼痛并没有消失在生活里，只不过被我们自欺欺人地隐藏起来。人们失去了热情和尊严。这才是危险的事情。当我看见在街头有人燃起思念的纸张时，有一种莫名的感动——我们还愿意信赖过去的办法。

每年冬天要尽的时候，我都带自己的孩子去南角墩烧荒。并非除了这个村庄没有荒草，但我没有资格点燃陌生的草。农村人心里有一种顽固的地界意识。这大约等同于狗叫唤的范围。狗有自己的界限，它狗仗人势的叫唤是有界限的。这种界限不是绳子，它有自己心念里的范围。人也有这种圈地意识。自己的村庄，以及村庄的内部都有地理和心理上的界限。所以没有人可以去别人的村庄烧荒，那可能被认定为纵火。在自己的角落放一把火，那真是一种狂欢。女儿一开始非常胆怯，她试图用城里学的那些知识来教育我。我就用一句耳熟能详的诗来劝解她：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我想我若是如她那样“教育”自己父亲，他一定会瞪着眼睛说：“你浑身的骨血都是我的。”所以我在父亲面前只有听从，因而也学会了他的许多手艺，其中就包括放火。女儿慢慢长大了，经历过多次烧荒，也感受到了其中的乐趣。日后还会主动问起来：今年什么时候去“野火烧不尽”呢？我觉得她还是学会了城里人的矫情，也学会了一点我的野蛮和趣味。这就像父亲经过多年的努力，教给我烧纸的仪规和信念。

可是，烧一把火到底有什么乐趣呢？

干枯的冬天就像虚弱的老人。经春夏而历秋风的等待并没有缓解大地的情绪。枯草才是冬天应有的样子。它们其实仍然在生长。这时候，只要一点火星，春意就会在火苗上跳跃起来。我从小就有一种古怪的想法：当大地上着火冒烟，春天就已经来了。那时候每年都要烧荒，这既是一种朴素的科学办法，更是一种虚无的形式。好像没有一次燃烧的经历，这一年的四季轮回就不完整。

火一下子从某个角落蔓延开来，平原坦然地接受火的攻击，寒风在努力地帮腔。火燃烧的声音就像植物在拔节，能听出生长的疼痛。一个下午蔓延出整个冬天的热烈和辽阔。父亲燃着烟，守着火苗四处奔走，他喜欢用这种虚空的办法对付虚空的现实。没有人责难或者赞美他。他在村子里是一个异类般的存在，但他并不在乎别人的眼光，他有自己顽固的想法。他点着广袤的大地就像点燃一根烟般轻而易举。后来村里的广播通知不让放火，他依旧会悄悄地扔下火种。人们并不揭发他，似乎大家也等待着他和这种虚无的仪式，这比小戏好看。广播里的话也是本村人喊出来的，他们的自以为是令人厌恶，那些说词让生活毫无乐趣可言。

我遗传了父亲的某些心理和行为，每年都会赶回村子烧一把火。我们不如父辈们有眼界和本事，甚至没有过去的胆识。有一年除夕，我专门跑到三档河边放火。一根火柴将这个除夕之夜烧得通红。没有人担心事态会扩大，而是安享一把火带给村庄的暖意。我们今天不如过去冷静和有趣。

可烧的草实在品类繁多。易燃的茅草，熬火的芦苇，铺陈的巴根草，以及能烧出一种特别香味的杨树。燃烧并非消灭了所有的形式，而是激发和延续草木的生长。我很早就有这种古怪的想法，我觉得这像人们在烧房子，是在造化一个新的世界。许多个下午，我和父亲一样站在平原的角落，看火苗像千军万马一样向四面八方奔袭而去。当火抵达芦苇丛的边界，烧荒往往也接近尾声——人间烧房子给亡人时，作为骨架芦苇会带来同样悲凉之意。

那时候的人们真是家徒四壁，屋子里空洞得不可想象，墙上实在没有可以烧毁的。人们总是埋怨，如果贫穷可以烧光多好。火苗却常在穷人家升起，像突然而来的暴躁一样令人心烦。火苗看准了贫穷的屋顶，那上面托着干燥的芦苇。殷实的人家屋顶是那种轻薄的“旺砖”。所以穷困是理所当然的悲伤。当年高先生在清明节指望烧几张纸得先人保佑时，他脸上的苍白不如那种“毛昌纸”。那纸一经点燃就串上屋顶，将最后的希望烧得干干净净。他的母亲因此绝望透顶，连夜抛下一切走了。他和父亲守着断壁残垣熬过了寒冬。他们痛恨那冷漠的火。

日后高先生回到村子来。他的父亲像树木一样老了。他为父亲的死央人扎了九进纸房子。他没有什么亲戚，就自己点了火。那些花花绿绿的纸张包裹着芦苇，就像并不坚硬的尊严一样，一把火烧成青烟。邻人叹了口气，看着那火灭了，就像烧荒一样送走一段时光。

3

烧火真正是一件苦差事。今天我们把它作为一种乐趣或回忆的时候，包含着无比的虚妄。虚妄是一种生活的技能，就像人们说锅门口暖和睡觉舒服，这实在是一种无奈的自慰。亲戚来了，主人抱了被子睡在锅膛的余温前，把一个家庭的体面支撑起来。日子却有如锅膛里心知肚明般的难堪。

我曾十分厌恶锅膛里的火。每年收获的季节都会有几天假期。这本是一段很有意味的假期。今天的节假没有过去那种热气腾腾的滋味。读书没有耕种重要。那时候的老师大多都是兼着种地的。彼时很多老师像务农一样培养出许多优秀孩子，他们是像种子一样生长起来的。今天的孩子面对的是工业生产线，他们没有见识过大地。溽热的六月，儿童节过后麦子熟了。雪亮的刀在和梅雨气象抢日子。父母们一早要下地去，一日三餐交给穿着短裤的孩子。去年收的秸秆快要烧完了，新的草堆要立起来。一年的死守，草木已经变质，留下坏情绪的黑灰霉点在恶化。这种灰尘落在满是汗水的脸上，火光就像内心一样急切。灶上有一锅等待果腹的米饭，那些瘦弱的米已在经年的苦熬中变质。只有火不会变质，它在燃烧中重新组织起来微薄的希望。但锅门口的燥热又令人绝望。从水响起动静到沸腾又至悄无声息，如同一个季节艰难的等待。我们的草率和急躁就是在火光中煎熬出来的。我像一颗瘦弱的种子，遗传了村庄的一切不安的基因。我那时候看不出火光里有任何希望，等待沸腾就像我后来等待离开一样令人奢望。父亲嘴里总有一个词：夏天水热。我和他一样，心里都有一团火在燃烧，冷漠而绝望。

我的母亲喜欢蜷在锅门口。她是一只伤病的虫子。天一冷起来，她就忧伤地说：“大风吼，黑鱼吓得躲在锅门口。”黑鱼是一种很诡异的生物，它的眼睛里满是恐惧。它是有眼神的，这让人心生不安。下雾的日子，人们就会议论一条黑鱼的飞翔。这话不像是虚言。你在它的眼睛里可以看到某种坚毅和哀伤。人们将它捉拿归来，并不放在鱼篓里再次归水，也不会立马屠杀殒命，好像要等待一个合适的机会。它被放在无水而绝望的盆里。它并不惧怕枯水的日子，人们也常在几近干涸的淤泥里找到它的藏身之地。它暴躁地在黑夜中跳腾，一直跳到没有退路的锅门口，沾满现实的灰尘和草屑。它像是不被理解的孤胆英雄。我有时候想：它是不是想跳进热烈的火中？我相信它有这种决绝。人们不敢长时间凝视它的眼睛，因为它会回之以绝望的凝视。这和其它鱼不一样。

锅门口是一处冷漠的地方，虽然它一直在生发温暖。但是锅中的有无和丰歉产生着凉暖，一个贫穷人家的锅膛可能都是悲凉的。柴草是大地生产线上的下脚料，它体现着物尽其用的悲情。母亲用那廉价的“虎头牌”火柴点燃了一日三餐的日常。雨季周旋的时候，火柴也会失去自信，坚决不肯报答生活以火热。母亲将火柴皮贴在脸上，用她病痛的体温感化岁月的顽固。潮湿的草木也迟迟不肯表态，好像它们也留恋那些乏善可陈的日子。

当然，冷漠的火还是燃烧起来，这是它们的命数。

过去的冬天，人们会把锅膛里的余烬收集起来，放在古旧的铜炉里，再覆之以木屑或者草糠。木屑是从村头的带锯厂收拾来的，它们是树木的眼泪，隐含着平原氤氲的水汽。这些细末成为带锯厂里的外乡人与村庄友好的依据。说是厂实在只是一些破旧的房子，被一个外乡人租借，开了木器厂。那些年树木的形势很好，很多北方人来收购。他们把树木变为木器或者压成一种三合板，嵌入城市生活的角角落落。没有人记得这些树木出发的地方，其实它们和人一样都有自己惦记的村庄。带锯上流淌出来的木屑遁入许多家庭，成为一种温暖的火星。

捂火盆是冬天里的一件趣事，它更像是一种游戏。潮湿的木屑里散发出幽幽的草木香。夏末收留的蚕豆被从布袋中摸出来，像是播种一样点进松软的火堆。馋嘴的孩子捏着筷子等着那一声清脆的炸响。裂开的豆皮里露出乳白的米粒，焦香的味道盘旋在某个下午的角落。火盆里的温暖解决不了饥饿的问题，但苦中作乐的游戏令人流连。还有用黄豆或豌豆撒入其中的，同样像撒豆成兵的魔术一样妙趣横生。

村里也有挑着米花机来的人，他们都是赋闲的农人。进了村子之后就点起火来，在村头发出狼烟一样的信号。人们带三五斤米来排队，炸出一捧捧雪花一样的食物。炸炒米的人有个细小的玻璃瓶，里面有一种味道倔强的“糖精”，那种深切的甜味一生难忘。我们家并不会去炸炒米，母亲对于米缸里的消息了然于胸。她没事的时候就坐在锅门口忙乎针线活，靠着那点余温躲避屋外热闹的光阴。她把几条瘦弱的山芋埋进锅膛，就像等待庄稼收获一样耐心。等到余烬的温度散去，她像是寻宝一样用火钳掏出滚烫的山芋，扔在我急切等待的眼神里。烧焦的山芋梗上散发出清芬，一嘴甜蜜的味道流淌进期待的口腹。

日后我见到进城卖山芋的农人，看着他们在炉内火中取栗一样取出受人青睐的食物，总会想到那些山芋远在村庄的老家。我们也是一条条漂泊的山芋，混进了城市人潮之中，却依旧记得从村庄锅膛里学来的办法。只是那一团火已经不再如当初那么朴素与笨拙。我曾经在北方的丈人家见过住进单元楼的人们仍旧烧火做饭，这是一种不可理解的古意。我们后来有了很多取火的办法，唯一被放弃的就是拿一盒几分钱的“虎头牌”火柴，点燃干枯的柴火。

从遥远的异域辗转而来的天然气，已经失去了草木的气息。它们的燃烧简单得令人觉得陌生。这种新颖的办法很快进入了村庄的生活，冰凉的灶台上不再需要曾经温暖的办法。有一年屋后的韭菜长势颓废，父亲怎么也找不到一把救命的草木灰。过去人们还用这些草灰浸水洗头，好像头发和韭菜一样需要肥料才能茂盛地生长。这些办法终究是失去了，留下的是开与关之间冷漠的火苗。父亲独居之后，也学会许多简省的办法，尽管他也常常埋怨失去余温的锅台，烧不出原来准确的味道。他的桌上又多了一台电磁炉，从此村庄似乎连明火都可能会消失。

火变冷了，是因为村庄学会了很多城市的办法。然而还有些从农村来的人，在高楼大厦里想起那些烟火——那盒廉价的火柴“呲”一声漫出硝烟的热烈，一团火从记忆里吐出。

周荣池，年生于江苏高邮。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扬州市作家协会主席。著有长篇小说《单厍》（原载《小说月报》）《李光荣当村官》《李光荣下乡记》，散文集《父恩》《一个人的平原》《村庄的真相》《草木故园》《村庄对我守口如瓶》等十多部，获茅盾新人奖、百花文学奖散文奖、紫金山文学奖散文奖、丰子恺散文奖、三毛散文奖、江苏省“五个一工程”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