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飞花落照（ 父子+兄弟）舍惜 全文TXT下载 全本免费下载 - 胡话文学huhuawencom
摘要：丈夫失联五年,我却在景区见他照片,导游_这是咱这出名的上门女婿那通电话打来的时候，我正在审阅一份关于老城区改造的补充文件。窗外，城市的霓虹灯已经亮起，像一条条沉默流淌的彩色河川，将钢筋水泥的森林切割成无数个明暗交错的岛屿。电话那头，是我父亲顾卫国，声音带着一丝小心翼翼的、近乎谄媚的讨好，这让我捏着钢…丈夫失联五年,我却在景区见他照片,导游_这是咱这出名的上门女婿
那通电话打来的时候，我正在审阅一份关于老城区改造的补充文件。窗外，城市的霓虹灯已经亮起，像一条条沉默流淌的彩色河川，将钢筋水泥的森林切割成无数个明暗交错的岛屿。电话那头，是我父亲顾卫国，声音带着一丝小心翼翼的、近乎谄媚的讨好，这让我捏着钢笔的手指不由得紧了紧。他说：“阿尘，家里有点事，你弟……你弟他，唉，你这个周末，能不能回来一趟？”
“家”这个字，从他嘴里说出来，像一颗被河水冲刷了多年的石子，早已磨去了所有棱角和温度，砸在我心上，只剩下一声沉闷的空响。我的家，在三十多年前，就已经被限定在了城南那条铺着青石板的老巷子里，限定在了爷爷那间永远弥漫着桐油和木屑香气的小院里。至于他口中的那个“家”，不过是一套我从未拥有过钥匙的水泥房子，里面住着我的父母，和我那个名叫顾辉的弟弟。
我没有立刻回答，目光落在文件上“历史建筑保护”那一行字上。我想起了爷爷那双布满老茧却无比灵巧的手，想起了他用刨子推过木料时发出的“沙沙”声，那声音曾是我整个童年最安稳的背景音。如今，那双手，那声音，都已归于尘土。而电话这头的人，却想用血缘这根早已生锈的绳索，将我重新拽回那个我拼了命才逃离的泥潭。我平静地回道：“什么事？”
他支支吾吾，话语在喉咙里打了好几个转，最终还是那句老话：“你回来就知道了，一家人，哪有隔夜的仇。你现在出息了，当了领导，也该……也该拉扯家里一把。”
“拉扯”这个词，用得真好。仿佛我是一棵从他们那片贫瘠土地上侥幸长出的藤，如今枝繁叶茂了，就理应垂下枝蔓，去庇护那片从未给予我阳光雨露的土地。我挂了电话，靠在冰凉的皮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眼前浮现的，不是父亲那张夹杂着期盼与算计的脸，而是爷爷去世时，那间空荡荡的木工房，和遗像上他那双仿佛能看透一切的、温和而浑浊的眼睛。
我叫顾尘，名字是爷爷取的。他说，尘归尘，土归土，人活一世，不过是天地间的一粒微尘，不必把自己看得太重，也别把旁人看得太轻，守住本心就好。那时候我还小，不懂这些大道理，只觉得这个名字听起来灰扑扑的，不如邻居家孩子的名字响亮。
在我五岁之前，我并不叫顾尘。户口本上，我叫顾斌，文武双全的斌。那是父亲顾卫国对我寄予的厚望。他是厂里的车间主任，一辈子都想往上爬，总觉得自己的名字不够响亮，就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母亲刘芬是个典型的传统妇女，丈夫的话就是天，她跟着点头就是了。那几年，虽然家里不富裕，但父母的爱像一件合身的棉袄，严丝合缝地包裹着我。
一切的改变，从弟弟顾辉出生的那天开始。
我至今还记得那天下午，空气里弥漫着来苏水的味道。我被邻居阿姨牵着，踮着脚尖扒在医院的育婴室窗户上，看着一排小小的、皱巴巴的婴儿。阿姨指着其中一个说：“瞧，那就是你弟弟，将来你要好好疼他。”我似懂非懂地点头，心里却有些莫名的失落。那个小东西的出现，好像把我从世界的中心，往旁边推了一把。
事实证明，不是推了一把，而是直接把我推出了门外。
顾辉的“辉”，光辉灿烂，和我的“斌”比起来，父亲显然更喜欢这个。他抱着襁褓里的弟弟，脸上的笑容是我从未见过的舒展和得意。他逢人就说：“这下好了，我们老顾家有后了！”那语气，仿佛我这个活生生的、已经五岁的儿子，是个不存在的影子。
从那天起，家里的一切都围着顾辉转。他的一声啼哭，能让全家如临大敌。他的一点奶癣，能让母亲彻夜不眠。而我，稍不留神碰倒了奶瓶，就会招来父亲严厉的呵斥。那件曾经合身的棉袄，一夜之间缩了水，变得又紧又硬，硌得我生疼。我开始变得沉默，学会了在角落里观察，像一只受了惊的小动物。
真正的“抛弃”，发生在我六岁那年。厂里分了新房子，两室一厅，比我们之前住的筒子楼宽敞明亮。我满心欢喜地以为可以有自己的小房间了，可搬家的那天，我却发现，我的那点小东西——几本翻烂了的连环画，一个缺了耳朵的铁皮兔子——被单独装在了一个布袋里。
晚饭后，父亲把我叫到跟前，表情是我看不懂的复杂。他蹲下来，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温和：“阿斌，不，以后叫你阿尘吧。你爷爷一个人在老屋那边住着，孤单。你过去陪陪他，好不好？那边地方大，你还能帮你爷爷干点活。”
母亲在一旁帮腔，眼睛却不敢看我：“是啊，你爷爷年纪大了，身边得有个人。你是大孩子了，要懂事。”
我看着他们，又看看那个被当成宝贝一样抱在怀里，睡得正香的顾辉。那间不大的新房里，似乎真的没有我的位置。我没有哭，也没有闹，只是点了点头。那一刻，我心里某个地方，好像有什么东西“咔嚓”一声，断了。
父亲把我送到了城南老巷子。那是我第一次认真打量爷爷的家。一个不大的院子，种着一架葡萄藤，角落里堆满了长长短短的木料。屋子是老式的砖木结构，空气里飘着一股好闻的木头味儿。爷爷正戴着老花镜，在灯下用砂纸打磨一个木头小马。他看到我，愣了一下，随即摘下眼镜，浑浊的眼睛里透出几分了然，几分心疼。
父亲把我的布袋放下，跟爷爷交代了几句，无非是“孩子就拜托你了”、“他要是不听话你就揍”之类的客套话。他自始至终没有摸一下我的头。临走时，我站在门槛里，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巷子口昏黄的路灯下，心里空落落的。
爷爷走过来，宽厚粗糙的手掌落在我头顶，轻轻揉了揉。他把我领到那匹已经打磨得光滑温润的小木马前，说：“阿尘，这是爷爷给你做的。以后，就跟爷爷住，好不好？”
我看着那匹小马，它没有耳朵，也没有尾巴，却有一种朴拙的安稳。我伸手摸了摸，然后抬起头，看着爷爷布满皱纹的脸，重重地点了点头。
从那天起，我叫顾尘。顾斌，连同那短暂的、被父母捧在手心的童年，一起被留在了那间我从未住过一天的新房子里。
爷爷是个木匠，不是那种在工地上干活的大工，而是做细木工活的老师傅。他的手艺远近闻名，年轻时曾在城里最大的家具厂当过技术骨干，后来厂子效益不好，他就自己单干了。他的活儿不便宜，但找他的人还是络绎不绝。有人请他打一套嫁妆的樟木箱子，有人请他修一把祖上传下来的太师椅，还有寺庙里的人请他去雕刻佛龛。
爷爷的话不多，人就像他手里的木头一样，质朴、沉静，带着一种天然的纹理和风骨。他从不主动跟我提起我父母，仿佛我天生就是跟着他长大的。他只是用行动，一点点填补我心里那个被掏空的洞。
每天清晨，天蒙蒙亮，院子里就会响起“沙沙”的刨木头的声音。那声音均匀而富有节奏，像一首催眠曲。我醒来时，灶房里总有热腾腾的稀饭和爷爷自己腌的酱菜。吃过早饭，他送我去巷子口的小学。下午放学，我一溜烟跑回家，第一件事就是钻进他的木工房。
那间木工房，是我的乐园。里面堆满了各种各样的木料，樟木的香、柏木的烈、花梨的甜，混合成一种让人心安的味道。墙上挂着一排排的工具，刨子、凿子、锯子、墨斗，每一件都擦拭得锃亮，像等待检阅的士兵。爷爷干活的时候，我就坐在一旁的小板凳上，看着木屑在他手中像雪花一样飞舞，一块平平无奇的木头，慢慢地显露出它的形态，变成桌子腿、椅子背，或者一个精巧的榫卯结构。
他从不嫌我烦，还会有意无意地教我一些东西。他告诉我，要认识一块木头，得先看它的纹理，顺着纹理下刀，才不费力，做出来的东西也结实。他说，做木工活，跟做人一个道理，急不得，得有耐心。一刨一凿，都得稳当，来不得半点虚假。墨线弹歪了，擦掉重来，不能将就。榫卯差了一丝一毫，看着不打紧，用久了就会松动。
“人活一辈子，活的就是个‘实在’。”爷爷一边用角尺比量着，一边头也不抬地对我说，“手艺要实，心也要实。对得起这块木料，对得起请你做活的人，更要对得起自个儿的良心。”
这些话，我当时听得懵懵懂懂，却像一颗颗种子，埋进了心里。
父母偶尔会来看我，通常是逢年过节。他们提着一些点心水果，像是来走亲戚。父亲会象征性地问问我的学习，母亲则会摸摸我的头，说我又长高了。但他们的目光，总是不自觉地飘向别处，显得局促而疏离。他们坐不了一会儿就急着要走，理由永远是“家里小辉离不开人”。
顾辉也被带来过几次。他穿着崭新的衣服，手里拿着时髦的玩具，像个小王子巡视他的领地。他会好奇地打量着院子里的一切，但从不碰那些在他看来“脏兮兮”的木头。有一次，他看上了我书桌上那个爷爷为我雕的木头小鸟，伸手就要拿。我下意识地护住，他便立刻放声大哭。
母亲马上过来哄他，责备地看了我一眼：“阿尘，你都多大了，还跟弟弟抢东西？一个木头玩意儿，就给他吧。”
我死死地抱着那只小鸟，那是爷爷用一块金丝楠木的边角料，花了好几个晚上给我刻的，翅膀上的羽毛都根根分明。我摇着头，嘴唇抿得紧紧的。
父亲的脸沉了下来，呵斥道：“越来越不懂事了！一个破木头疙瘩，有什么了不起的！给你弟弟！”
就在他要伸手来抢的时候，爷爷从木工房里走了出来。他手里拿着一把戒尺，脸上没什么表情，只是平静地说：“东西是阿尘的，他不想给，谁也别想抢。”
父亲的脸色一阵红一阵白，嘟囔了一句：“爸，你就是太惯着他了。”
“我自己的孙子，我不惯着谁惯着？”爷爷的声音不大，却掷地有声，“你们要是觉得我教得不好，就把他领回去自己教。”
一句话，噎得父亲和母亲哑口无言。他们尴尬地带着哭闹不止的顾辉，匆匆离开了。从那以后，他们来的次数更少了。
我以为我会难过，但奇怪的是，我心里反而松了一口气。这个小院，这间木工房，我和爷爷，就是一个完整的世界。那个所谓的“家”，不过是远方一个模糊的影子。有没有，似乎都无所谓了。
日子就像爷爷刨子下的木花，一卷一卷地，不知不觉就过去了许多年。我上了初中，个子蹿得很快，已经能帮爷爷干些力气活了。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不是我有多聪明，而是我心里憋着一股劲。我总觉得，只有读书，考上大学，走出这条老巷子，才能对得起爷爷的辛苦，才能让他脸上有光。
这股劲，在初二那年，被烧得更旺了。
那年，学校要组织去省城参加一个物理竞赛夏令营，我是班里唯一被选上的。名额难得，但费用也不低，要三百块钱。三百块，在那个年代，对我们这个家来说，是一笔巨款。
我拿着通知书，心里又激动又忐忑。晚饭时，我把这件事告诉了爷爷。爷爷听完，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他放下筷子，拍了拍我的肩膀：“好事啊！这是长见识的机会，必须去！”
“可是，要三百块钱……”我小声说。
爷爷笑了，眼角的皱纹像风干的橘子皮：“钱的事，你不用操心，爷爷来想办法。”
我知道家里没什么存款。爷爷做活的收入，除了日常开销，几乎全都花在了我的学费和生活费上。他自己，一年到头都舍不得添一件新衣服。
第二天，爷爷破天荒地带着我去了父母家。那是我时隔好几年，再次踏进那个“家”。房子里添置了不少新东西，电视机换成了彩色的，角落里还摆了一台游戏机。顾辉正盘腿坐在沙发上，聚精会神地打着游戏。看到我们，他只是懒懒地抬了下眼皮。
父亲和母亲看到我们来，都很意外。爷爷说明了来意。
父亲听完，眉头就皱了起来：“三百？去个夏令营要这么多钱？这不乱花钱嘛！不去不就行了，还能耽误学习？”
母亲也在一旁附和：“是啊，阿尘，你得体谅家里。你弟弟马上要上初中了，到处都要花钱。这三百块，够小辉半年的学费了。”
我站在一旁，听着他们理所当然的话，手脚冰凉。原来在他们眼里，我长见识的机会是“乱花钱”，而弟弟的任何花费都是天经地义。
爷爷的脸色沉了下来，他没有跟他们争辩，只是看着我，说：“阿尘，我们走。”
回去的路上，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老长。爷爷一路无话。我跟在他身后，看着他有些佝偻的背影，心里堵得难受。我小声说：“爷爷，要不……我不去了吧。”
爷爷停下脚步，转过身，定定地看着我。他的眼睛在暮色中显得格外明亮。“傻孩子，说啥胡话呢！别人的路，我们不走。我们自己，有自己的路。”他顿了顿，说，“你只管好好念书，钱的事，爷爷有办法。”
那天晚上，我看见爷爷把他珍藏了多年的一个黄花梨木的笔筒拿了出来。那个笔筒是他年轻时自己做的，包浆温润，雕工精细，他平时连让我多摸一下都舍不得。第二天，他带着笔筒出去了。回来的时候，他手里攥着一沓卷了角的钞票，眼圈却是红的。
他把三百块钱塞到我手里，说：“拿着，去报名。”
我捏着那三百块钱，感觉它有千斤重。我没问那个笔筒卖了多少钱，也没问他心里有多不舍。我只是在心里暗暗发誓，这辈子，我一定要对得起这份沉甸甸的爱，对得起爷爷的期望。
从省城回来，我带回了一座物理竞赛的奖杯。我把它放在爷爷的床头柜上，就在他曾经放那个黄花梨笔筒的位置。爷爷每天都要擦拭一遍，脸上的笑容比得了奖的我还灿烂。
这件事，像一道分水岭，彻底划清了我与父母家的界限。我不再对他们抱有任何幻想。我知道，我的人生，从今往后，只能靠自己，和身后这位倾其所有的老人。我的根，扎在这间老屋的青砖地里，扎在爷爷的木工房里，而不是那个所谓的“家”。
高考那年，我以全市前十的成绩，考上了北京的一所名牌大学。录取通知书寄来的那天，爷爷比我还激动。他戴上老花镜，把那张薄薄的纸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嘴里不停地念叨着：“好，好，我们顾家的祖坟冒青烟了！”
他拿出家里最好的木料，连着好几天待在木工房里，给我打了一个结实的大木箱。箱子的每个接合处，都用的是最复杂的榫卯结构，不用一颗钉子，却严丝合缝，坚固无比。他说，到了北京，人生地不熟，这个箱子就是你的根，把东西装在里面，心里就踏实。
我把通知书的复印件给父母送去了一份。他们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热情。父亲在饭桌上喝了点酒，满面红光地拍着我的肩膀：“好小子，真给老子长脸！以后出息了，可别忘了你弟弟。”
母亲则一个劲地往我碗里夹菜，絮絮叨叨地说着：“还是我们老顾家的种，脑子就是好使。小辉要是有你一半聪明就好了。”
顾辉当时正读高中，成绩一塌糊涂，整天就知道逃课去游戏厅。他坐在桌子对面，一脸不耐烦地扒拉着碗里的饭，对我考上大学这件事，似乎没有半分高兴，反而充满了嫉妒和不屑。
那顿饭，我吃得味同嚼蜡。他们的高兴，不是为我，而是为他们自己。在他们眼里，我仿佛成了一件可以用来炫耀的商品，一个未来可以用来依仗的工具。
去北京上学的前一晚，爷爷把我叫到木工房。他递给我一个布包，里面是厚厚的一沓钱，用布条捆得整整齐齐。
“这里是五千块钱，”爷爷说，“是爷爷这些年攒下的，还有……还有把老屋抵押给银行贷了点款。你拿着，到了北京，别亏待自己。该吃的吃，该穿的穿，别让人看扁了。”
我捧着那沉甸甸的布包，眼泪一下子就涌了上来。我知道，这几乎是爷爷的全部家当了。为了我，他把栖身的房子都押了出去。我哽咽着说：“爷爷，我不能要……”
“傻孩子，说的什么话！”爷爷把我的手推了回去，表情严肃，“你考出去，是为了奔个好前程，不是去受苦的。钱没了可以再挣，你的前程要是耽误了，爷爷这辈子都心不安。你只要记住，好好做人，好好做事，别忘了咱们老顾家的手艺人本分，就比什么都强。”
那一晚，我抱着那个大木箱，在爷爷身边睡的。我闻着他身上熟悉的汗味和木屑味，心里既酸楚又温暖。我暗下决心，大学四年，我一定要拼命学习，拿奖学金，做兼职，绝不再让爷爷为我的学费和生活费操心。
大学生活，比我想象的还要精彩，也比我想象的更辛苦。我像一块干燥的海绵，拼命地吸收着知识。课余时间，我去做家教，去图书馆打工，去发传单。每个月，我都会把省下来的钱寄给爷爷，让他把银行的贷款还上。但他每次都把钱给我退回来，信上只有一句话：“好好吃饭，别累着。”
寒暑假回家，我大部分时间都陪着爷爷。我发现他的背更驼了，手上的老年斑也多了起来。他干活的时候，偶尔会停下来捶捶腰。我劝他别那么辛苦了，他总说，闲不住，一闲下来骨头就痒。
和父母那边的联系，仅限于过年时回去吃一顿团圆饭。饭桌上的话题，永远绕不开顾辉。他高中没毕业就辍学了，整天跟一帮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父母为他操碎了心，托关系给他找了个工厂的活，他干了不到一个月就嫌累不干了。后来又学别人做生意，赔得血本无归，还是父母拿出养老的钱给他填了窟窿。
每次见面，父亲总要拿我来教育顾辉：“你看看你哥！再看看你！你要是有他一半的志气，我跟你妈也不用愁成这样！”
而顾辉，则会用一种挑衅的眼神看着我，冷笑着说：“他是大学生，是天之骄子，我哪比得上。反正这个家，以后都是我的，他一个外人，管得着吗？”
我懒得跟他们争辩。那个家，我从未稀罕过。我只想早点毕业，找份好工作，把爷爷接到身边，让他安享晚年。这个愿望，成了支撑我走过所有艰难岁月的灯塔。
大学毕业后，我通过了国家公务员考试，进入了市里的一个重要部门。从一名普通的科员做起，我兢兢业业，恪尽职守。爷爷教给我的那些道理——“实在”、“本分”、“不能将就”——成了我工作的准则。我处理文件，就像他打磨一件木器，力求精准，不留瑕疵。我对待群众，就像他对待那些上门的客户，耐心倾听，尽力解决。
因为工作踏实，能力突出，我得到了领导的赏识，晋升得很快。不到十年，我便坐到了副处长的位置。我在城里买了房，不大，但足够明亮温馨。我第一时间就开车回到老巷子，想把爷爷接过来一起住。
爷爷的老屋，还是我离开时的样子，只是更旧了。院子里的葡萄藤爬满了整个架子，绿荫匝地。爷爷坐在藤下的躺椅上，眯着眼打盹，一只老猫趴在他的脚边。看到我的车开到巷子口，他慢慢地站起来，脸上带着熟悉的微笑。
我把新房的钥匙放到他手里，说：“爷爷，以后别干活了，跟我去城里享福吧。我给您留了最好的一个房间，朝南，有大阳台，可以晒太阳。”
爷爷拿着钥匙，摩挲了半天，却摇了摇头。“阿尘，你的心意，爷爷领了。可我这把老骨头，离不开这里。”他指了指那间木工房，“这里有我的念想，有我一辈子的心血。到了你那高楼里，我手脚都不知道往哪儿放，会憋出病来的。”
他又指了指巷子里的老邻居们：“在这儿，有张大爷陪我下棋，有李大娘跟我唠嗑。到了你那，门一关，谁也不认识谁，那不是坐牢吗？”
我知道爷爷的脾气，他决定的事，九头牛也拉不回来。我没有强求，只是从那以后，我每个周末都会开车回来，陪他吃顿饭，帮他打扫院子，听他讲那些陈年旧事。我给他买了新手机，教他怎么用。有时候工作忙，我也会在晚上给他打个电话，听听他的声音，心里就觉得踏实。
我的“出息”，自然也传到了父母那边。他们开始以我为荣，四处向亲戚朋友炫耀。他们来我新家的次数也多了起来，每次来都大包小包，像是要把过去几十年的亏欠一次性补上。
饭桌上，父亲不再对我颐指气使，而是用一种商量的口吻跟我说话，探讨一些“单位里的事”。母亲则不停地给我布菜，嘘寒问暖，关心我的个人问题，张罗着要给我介绍对象。
顾辉也跟着来过几次。他已经三十出头，一事无成，换工作比换衣服还勤。他看着我的房子，我的车，眼神里是掩饰不住的嫉妒和贪婪。他开始叫我“哥”，叫得无比亲热，话里话外，总想让我帮他“安排个好工作”。
“哥，你现在是领导了，手下那么多人，随便给我安排个清闲的岗位不就行了？”他嬉皮笑脸地说，“咱们是亲兄弟，你可不能不管我。”
我看着他那副理所当然的样子，想起了爷爷的话：“路，要自己走，才踏实。”我淡淡地拒绝了他：“工作要凭自己的本事去找。我能有今天，也不是靠谁安排的。你要是真想找事做，我可以给你出钱，让你去学个技术。”
他一听要学技术，脸立刻就垮了下来，嘟囔着说我“当了官就六亲不认”。
父亲也在一旁敲边鼓：“阿尘，小辉是你亲弟弟，能帮就帮一把。一家人，说那些虚的干啥。”
我没有再说什么。我心里清楚，他们要的不是我这个人，而是我这个“副处长”的身份，以及这个身份可能带来的便利和好处。他们想把我当成一棵可以乘凉的大树，却忘了，这棵树在还是幼苗的时候，他们从未浇过一滴水。
唯一能让我感到温暖和安宁的，依然是城南老巷子里的那个小院。只有在那里，我才能卸下所有的防备和疲惫，变回那个坐在小板凳上，看着爷爷干活的小男孩顾尘。
那年冬天，特别冷。爷爷的身体，就像院子里那棵老槐树，在寒风中迅速地衰败下去。他先是咳嗽，后来发展成肺炎，住进了医院。
我放下手头所有工作，在医院里日夜陪护。爷爷大部分时间都在昏睡，清醒的时候，他会拉着我的手，一遍遍地叮嘱我：“阿尘，做人，要正。咱们手艺人的后代，不能丢了本分。”
我握着他那双曾经那么有力，如今却只剩下皮包骨头的手，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我跟他说，等他病好了，我一定把他接到我那儿去，再也不让他一个人住了。他只是微弱地笑着，摇了摇头。
父母和顾辉也来医院看过几次。他们提着果篮，站在病床前，说一些“爸，您要好好养病”之类的场面话。待了不到十分钟，就借口“单位有事”、“家里有事”匆匆离开。顾辉甚至还抱怨医院的消毒水味难闻。
我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心里一片冰凉。在爷爷最需要亲人陪伴的时候，他们却像避之不及的看客。
爷爷最终还是没能熬过那个冬天。
他走的时候很安详，我一直陪在他身边。弥留之际，他浑浊的眼睛看着我，嘴唇翕动，似乎想说什么。我把耳朵凑过去，只听到微弱的几个字：“那个……箱子……”
我明白，他说的是我上大学时，他给我打的那个大木箱。我含着泪点头：“爷爷，我一直留着，好好的留着。”
他听完，脸上露出一丝欣慰的笑，然后慢慢地闭上了眼睛。
爷爷的葬礼，是我一手操办的。灵堂就设在他的老屋里。巷子里的老邻居们都来了，大家默默地流着泪，说着爷爷生前的好。父亲和顾辉作为“孝子”，也披麻戴孝地跪在灵前。但他们的脸上，我看不出丝毫的悲伤，反而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
守灵的晚上，我一个人坐在木工房里，抚摸着那些冰冷的工具。每一件工具上，似乎都还残留着爷爷的体温。我打开那个他为我打的大木箱，里面是我珍藏的这些年所有的奖状、证书，还有爷爷写给我的每一封信。在箱子的最底层，我发现了一个用布包着的小盒子。打开一看，里面竟是那个我以为早就卖掉了的黄花梨笔筒。
笔筒下面压着一张纸条，是爷爷的字迹，已经有些模糊：“阿尘，这是爷爷留给你最后的念想。当年没舍得卖，找朋友借的钱。记住，人穷，不能志短。咱们家的根，不能断。”
捧着那个失而复得的笔筒，我再也忍不住，失声痛哭。
葬礼结束后，父母就迫不及待地跟我商量起老屋的处置问题。“阿尘，你看，爸这房子，地段不错。现在老城区要改造，肯定能赔不少钱。”父亲搓着手，眼睛里闪着精明的光，“这钱，我们和你弟分了，你看怎么样？”
我看着他，又看看一旁连连点头的顾辉，只觉得一股寒意从心底升起。爷爷尸骨未寒，他们想的，却只是如何瓜分他的遗产。
“这房子，”我一字一句地说，“是爷爷留给我的。谁也别想动。”
“你这是什么话！”父亲的脸立刻涨红了，“我是他儿子，我没份吗？你弟弟没份吗？顾尘，你不能当了官就忘了本！”
“本？”我冷笑一声，“我的本，是爷爷一刨一凿教出来的。我的本，是那个黄花梨笔筒换来的三百块钱。我的本，是那个抵押了房子的五千块学费。跟你们，有什么关系？”
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和他们如此激烈地争吵。最终，他们摔门而去，留下一个“白眼狼”的骂名。
我没有理会。我把老屋的门锁好，把钥匙贴身放着。这里，是我的圣地，是我精神的根。我绝不允许任何人来玷污它。
时间是最好的疗伤药。爷爷去世后的几年里，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工作中。我很少再回那个家，也几乎不和他们联系。只是每个月，我会定时给他们打一笔生活费，算是尽到法律上最基本的赡养义务。我知道他们收了钱，因为从未有人打电话来表示感谢，也从未有人说不要。
我的职位又一次得到了提升，成为了正处级干部，主管的正是城市规划和建设这一块，其中就包括老城区的改造项目。这真是一种奇妙的因缘际会。我常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拿出那份厚厚的规划图纸，在城南老巷子的位置上，用红笔小心翼翼地画上一个圈，标注着“重点保护”。我告诉自己，无论城市如何发展，有些记忆，有些根，是必须保留下来的。
然后，我就接到了父亲的那通电话。
挂了电话后，我在办公室里坐了很久。窗外的车流无声地涌动，像一场盛大而沉默的默剧。我知道，我必须回去一趟。不是因为他口中的“一家人”，而是为了给我自己，给过去那些年的恩怨，做一个彻底的了断。
周末，我开着车，驶上了回家的路。这条路，我曾经走了无数遍。小时候是跟着爷爷去赶集，上学时是骑着自行车去父母家拿生活费，工作后是开着车回来看望爷爷。每一次的心情，都不尽相同。而这一次，我的心异常平静，像一口深不见底的古井，不起一丝波澜。
我没有直接去父母家，而是先去了城南的老巷子。
车子停在巷口，我步行进去。青石板路被岁月磨得光滑，两旁的白墙灰瓦上，爬满了青苔。空气中，似乎还飘散着爷爷木工房里那熟悉的味道。我拿出钥匙，打开了老屋的院门。
院子里有些荒芜，但葡萄藤依旧顽强地生长着。我推开木工房的门，一缕阳光从布满灰尘的窗户里照进来，在空气中投射出无数飞舞的尘埃。那些工具，静静地挂在墙上，仿佛只是睡着了，随时会等待主人将它们唤醒。
我走到那张熟悉的工作台前，用手拂去上面的灰尘。指尖触及之处，是温润而粗糙的木纹，上面布满了刀砍斧凿的痕迹。这里的一桌一椅，一刨一凿，都承载着我和爷爷最珍贵的记忆。这里，才是我的家。
我在院子里坐了很久，直到夕阳西下，才起身锁好门，开车前往那个所谓的“家”。
车子驶入父母居住的小区。这是一个老旧的单位家属院，楼体已经斑驳。我把车停在楼下，抬头看着那个亮着灯的窗户，深吸了一口气。我知道，一场早已注定的鸿门宴，正在等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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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敲响了门。开门的是母亲刘芬。她看到我，脸上立刻堆起了热情的笑容，身上系着的围裙还没来得及解下。“阿尘回来啦！快进来，快进来！饭马上就好。”
我换了鞋，走进客厅。父亲顾卫国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看到我，也连忙站起来，指了指茶几上的水果：“快坐，吃水果。你妈今天特地去市场买了你爱吃的。”
这过分的殷勤，让我心里那份平静的预感更加清晰了。客厅还是老样子，只是家具更旧了，墙壁也有些发黄。顾辉不在。
“小辉呢？”我随口问道。
“他……他出去办点事，一会儿就回来。”父亲的眼神有些闪躲。
一顿饭吃得异常沉默，又异常刻意。母亲不停地给我夹菜，把我的碗堆得像小山一样高。父亲则时不时地找些话题，从我的工作，到国家大事，再到邻里八卦，努力地营造着一种“合家欢”的氛围。但我能感觉到，空气中那根紧绷的弦，随时都可能断裂。
饭快吃完的时候，门响了。顾辉垂头丧气地走了进来，他看起来比上次见面时憔悴了不少，眼下有浓重的黑眼圈，头发乱糟糟的，身上还带着一股酒气。
他看到我，只是扯了扯嘴角，算是打过招呼，然后就一屁股坐在沙发上，闷不吭声。
母亲连忙给他盛了碗饭，劝道：“小辉，快吃饭吧，你哥好不容易回来一趟。”
顾辉不耐烦地挥了挥手：“不吃，烦着呢！”
气氛瞬间降到了冰点。
父亲终于忍不住了，他放下筷子，重重地叹了口气，然后看着我，开口了。那是一种混杂着羞愧、恳求和一丝理直气壮的复杂语气。
“阿尘，其实……今天叫你回来，是想让你帮帮你弟弟。”
我没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他，等着下文。
“你弟弟他……唉，前两年跟人合伙做了点生意，被人骗了。不仅把家底都赔进去了，还从外面借了不少钱……是那种，高利贷。”父亲的声音越说越低，“现在利滚利的，已经滚到五十万了。前几天，那些人上门来要债，把家里的东西都砸了，还说……还说再不还钱，就要他一条腿。”
母亲在一旁已经开始抹眼泪了：“阿尘，你可得救救你弟弟啊！他就你这么一个哥哥，你不救他，谁救他啊！那些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
我转头看向顾辉。他依然低着头，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
原来如此。这就是他们今天的目的。不是亲情，不是团聚，而是一个五十万的窟D窿，和一个需要我用权力或金钱来填补的烂摊子。
我心里没有愤怒，只有一种深深的悲哀。悲哀他们的愚蠢，悲哀顾辉的堕落，也悲哀我们之间那早已名存实亡的血缘关系。
“所以，你们想让我怎么做？”我平静地问。
父亲的眼睛亮了一下，仿佛看到了希望。他凑过来，压低了声音：“阿尘，你现在是领导，认识的人多。能不能……能不能找人跟那些放贷的打个招呼，让他们别催那么紧，或者……把利息给免了？再不行，你跟银行的关系熟，能不能帮你弟弟贷笔款，先把这个窟D窿堵上？”
他的话，印证了我所有的猜想。在他们眼里，我手中的权力，就是用来解决这种私事的工具。他们根本不明白，也从未想过去明白，我所坚守的“本分”和“原则”到底是什么。
我看着父亲那张充满期盼的脸，又看了看一旁哭哭啼啼的母亲，和那个始终不发一言，仿佛一切都与他无关的弟弟。我忽然觉得很累。
“爸，妈，”我开口，声音不大，但客厅里每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你们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我的问题，像一颗石子投进了死水里，没有激起任何波澜。
父亲愣了一下，随即不耐烦地摆手：“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当务之急是把眼前的事解决了！”
“不，现在不说，以后就更没机会了。”我看着顾辉，他终于抬起了头，眼神里充满了怨毒和不屑。“从小到大，他要什么，你们给什么。他犯了错，你们替他扛。他不想读书，你们由着他。他不想工作，你们养着他。你们以为这是爱他，其实是害了他。你们把他养成了一个四肢健全，精神残疾的巨婴。”
“顾尘！你怎么跟你爸妈说话的！”顾辉猛地从沙发上站起来，指着我的鼻子骂道，“你有什么资格教训我？你从小就不在这个家，你吃香的喝辣的，当你的大官，你当然站着说话不腰疼！现在我落难了，你这个当哥的帮一把不是应该的吗？”
“帮你？我凭什么帮你？”我站起身，与他对视。我的身高比他高出半个头，常年自律的生活让我显得比他精神得多。“我上学的钱，是爷爷卖了心爱的笔筒，抵押了房子换来的。我读大学的时候，为了省钱，一天只吃两顿饭，啃着冷馒头在图书馆看书到半夜。我工作后，为了一个项目，可以连续加班一个月。我今天所有的一切，都是我自己一拳一脚打拼出来的！你呢？你为这个家，为你自己的人生，付出过什么？”
我的话，像一把锋利的刀，剥开了这个家最后一块遮羞布。顾辉的脸涨成了猪肝色，嘴唇哆嗦着，却一个字也反驳不出来。
母亲哭得更厉害了：“阿尘，别说了，别说了……都是一家人，你何必把话说得这么绝……”
“妈，正因为是一家人，我才要把话说清楚。”我转向父母，语气缓和了一些，但态度依旧坚决，“爸，让我动用关系去解决这件事，不可能。我今天坐在这个位置上，是为人民服务的，不是为我顾家的私事服务的。爷爷教我做人要‘正’，我不能给他丢脸。”
“至于银行贷款，更不可能。以顾辉现在的信用状况，没有一家银行会批给他。我更不能利用职权去施压。”
父亲的脸彻底沉了下去，眼神里的希望变成了失望，最后化为愤怒：“好，好一个大义凛然的顾处长！说到底，你就是不想管我们！你就是嫌我们是你的累赘！我顾卫国，怎么就养了你这么个白眼狼！”
“我不是不管。”我看着他们，平静地说出了我的决定，“五十万，我可以出。但不是白给，是借给你们。这笔钱，我会从我的工资里，分期打到你们卡上，帮你们还清高利贷。但是，我有两个条件。”
听到“五十万”三个字，他们的眼睛都亮了。父亲急忙问：“什么条件？”
“第一，从今往后，顾辉必须去找一份正经工作，自食其力。每个月，他要从自己的工资里拿出一部分来还我钱。钱多钱少没关系，但这个态度必须有。他必须学会为自己的人生负责。”
“第二，”我顿了顿，目光扫过他们每一个人，“城南爷爷的那座老屋，我要正式过户到我的名下。房产证上，只能有我一个人的名字。你们必须去公证处，签字放弃继承权。”
我的话音刚落，客厅里一片死寂。他们都用一种不可思议的眼神看着我，仿佛我提出了什么天理难容的要求。
“你要那破房子干什么？”顾辉最先叫了起来，“那房子以后是要拆迁的，肯定值不少钱！你想独吞？”
“独吞？”我笑了，笑意里带着一丝凄凉，“那座房子，对我来说，不是钱，是命，是根。我只是不想在我百年之后，它落到不珍惜它的人手里，被当成一堆砖头瓦砾给卖了。至于你们，”我看着我的父母，“你们养育了我五年，爷爷养育了我一辈子。你们觉得，这笔账，该怎么算？”
我从钱包里拿出一张银行卡，放到茶几上。“这里面有五万块钱，是第一笔。你们想清楚，如果同意我的条件，明天我们就去办手续。如果不同意，这张卡，我现在就收回。你们自己，另想办法。”
说完，我不再看他们，转身向门口走去。我知道，这个决定很残忍，但对于一个已经烂到根的家庭来说，刮骨疗毒，是唯一的出路。
我没有回家，而是又开车回到了城南的老巷子。我把车停在巷口，没有下车，只是摇下车窗，静静地看着远处那座在夜色中沉默的老屋轮廓。
夜风清凉，吹散了心头最后一丝烦躁。我不知道他们最终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但那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已经做出了我自己的选择。我选择了坚守爷爷教给我的道义和原则，选择了保护那份对我而言最珍贵的遗产。
手机在第二天上午响了，是父亲打来的。他的声音听起来疲惫而沙哑，只说了三个字：“我们同意。”
接下来的几天，我请了假，处理了这件事。在公证处，当父母和顾辉在放弃继承权的声明上签下名字的时候，他们的表情都很复杂。有不甘，有怨恨，但更多的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妥协。
我把那五十万，一次性打给了他们。我知道，分期还款已经没有意义。我只想尽快斩断这最后一点金钱上的纠葛。
办完所有手续后，我跟他们一起吃了最后一顿饭。饭桌上，没有人说话。吃完饭，我站起身，对他们说：“爸，妈，以后你们多保重。生活费，我还是会按月打给你们。顾辉，路是你自己的，好自为之。”
然后，我转身离开了。我没有回头，我知道，我身后，再也没有什么值得我留恋的东西了。
我拿着那本崭新的、只属于我一个人的房产证，回到了老屋。我推开院门，阳光正好，洒在院子里的青石板上，暖洋洋的。我走进木工房，拉开架势，拿起爷爷留下的刨子。
木料在刨刃下发出悦耳的“沙沙”声，熟悉的木屑香气弥漫开来。我仿佛又看到了爷爷，他正站在我对面，微笑着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肯定和欣慰。
我的人生，像一块未经雕琢的木头，曾经被丢弃在角落，蒙上了厚厚的灰尘。是爷爷，用他那双布满老茧的手，将我拾起，耐心地刨去我身上的毛刺，打磨掉我的棱角，在我身上刻下了正直、坚韧、本分的纹理。
如今，我终于长成了他所期望的模样。
我没有回去成为他们期望的“靠山”，但我守住了自己的“根”。这城市很大，霓虹很亮，但我知道，无论我走多远，飞多高，城南这条老巷子里，永远有一盏灯，为我而亮。
那是爷爷留给我的，最宝贵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