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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田历史上有过十八个书院、私塾和学堂。最繁荣的时候，有“三家一店铺，一人一丈街十户一书院”之说，培田在历史上出现以下个书院文化场所。

在吴氏族谱的一则图例里，看到了这些“教育部门”的分布：南山书院在村后卧虎山左边的山凹里；紫阳书院、白学堂书馆、上篱学堂依次靠在村子的西面；水云草堂、修竹楼、锄经别墅、容膝居，成正方型分布在卧虎山的正前方；培田北面离村子还有一段路的地方有清宁寨书院、石头丘草堂、岩子前书院、张元山胜林公私塾；培田村正中河源溪以内有集勋武校、馥轩公学院、天锡学堂；河源溪以外正东北方有云江书院、宏江书院。

（位于村口的紫阳书院）

古培田村东西南北，前后左右，都有书院学堂。可以肯定，站在村子的任何一个角落，都能听到朗朗的书声。放学的时候，每一条大街小巷，都能够看到活蹦乱跳的学童。加上那些官宦富贵人家在修竹楼上的品茗诵文，便有一种浓浓的气氛了，正如祖屋衍庆堂明墙上所写的：“书香绵远”。

如此多的书院学堂，在中国甚至世界都是难以多见的。

书院，显示了培田农耕时代的极盛与辉煌。

但那毕竟是一个往事。有一天，我让乡人带我去看看那些书院学堂的旧址。这是一次令人惆怅的寻找。岩子前书院的房子已经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片空着的田地，但我的目光总也越不过那块地界，仿佛有什么东西在阻隔着视线；紫阳书院居所的天井旁，坐着一位正在编竹箕的老人，一位九十七岁手脚还很麻利的长寿老人。乡人告诉我，老人在省城读书的孙子最近考取了出国留学生，准备公派到加拿大去留学。老人在专心致志地干着自己的活，我们没去打扰他，但这间屋子却突然让我感到了一种萧肃之后的温暖，似乎隐约看到当年的学童还坐在老人背后的厢房里，捧着厚厚的书本，而那些学童里似乎也有老人的孙子。

上义屋云江书院只剩一堵有些单薄的门楼了。那门楼的伫立，似乎只是为了见证一段历史，也似乎在久久地等待着什么。它孤独和有些伤残的模样，使我们对它产生了更多的敬畏；

下义屋宏江书院的房子看上去比较完整，但仍然无法掩饰一种破败。里面空空荡荡，但门口和屋里的每根柱子上都贴满了新春的对联，仿佛垂垂暮矣的老者，穿着了鲜红耀眼的衣裳，有一种空洞的喜气。但厅堂上挂着的一块大匾，却让人感到了一种饱满的气度。大匾上写着四个大字：“渤海蜚英”这是《四库全书》总纂，时任福建学院的一品大员纪晓岚在培田巡视时，为他的门生吴光守题写的。据说，吴光守一家乃是培田耕读的典范，他祖孙三代出了七名监生、贡生和进士。当然，与其说这是给吴光守一家的，还不如说是题给整个培田的。因为在培田，纪晓岚像农夫闻到了成熟的稻香一样，感觉到了一股子格外舒坦的气味。那就是文气。山野之乡有些古朴、有些酥脆、有些温厚的文气。那文气不是从一个花盆里散发出来的，不是从一亩地里散发出来的，也不是从一棵大树上散发出来的，而是从他的脚趾上沿着经脉涌上来的，是从天上像绵薄细雨一样，潇潇洒洒地濡染过来的……

这个气味流淌了八百年。八百年之后，它流进了我的肺腑，使我似乎也感到了纪晓岚般的舒坦。

“一席淡菜宴嘉宾，三樽薄酒酬亲友”，云江书院门口的这幅对联，似乎把我随身而带的所有城市的喧嚣都洗净了，一种因简约而久长的东西逍遥自在地弥漫在生活的衣褶里……

“云锦天机织诗句，纶巾鹤氅试春风。”继志堂的联语，给我一种生命的飘动，一种灿烂而又轻盈的鸟啼余绪般的柔美……

“无山苍翠不当户，有树槎芽为候门。”南山书院的这幅对联多好，那个“当”字，让我想起古乐府《木兰诗》的“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难道说，苍翠不是另一种云鬓吗？那个“槎芽”二字，又让我想起苏东坡《郭祥正家醉画竹石壁上》的诗句：“枯肠得酒芒角出，肝肺槎牙生竹石”……

“非关避暑才修竹，岂为藏书始筑楼。”这幅修竹楼门前的对联读来让人感觉格外爽朗，是那种“竹林七贤”式的山高月小、曲水流觞、广阔无际甚至是有点儿神经质的爽朗。一部分硌眼的人生，的确让人慨叹不已……

“天上云霞随变态，阶前花月自怡颜。”“子舍风飘樨馥郁，午夜时报竹平安。”这两幅双灼堂的联句似乎有一种因果的联系，只要内心有一份沉静和超然，你就能闻到一种桂花的清香，有一种午夜时分梦里听竹的安然……

“养成正气参天地，摩练文章著春秋。”这幅继述堂的联语给我们展示了另一个更加宏阔的胸怀和人生境态，使我们看到书写春秋的如椽大笔，饱蘸的原来是一股子人间的正气…

到处是文化的鳞爪碎片，到处是文化的黄钟大吕。容庵公祠的门庐上画着“张良拜师”、“文王求贤”；久公祠里绘着“三娘教子”、“状元夸街”；大夫第的外墙屋脊上塑着嘲凤和鸱吻（传说龙生九子，嘲凤、鸱吻是其中两子），它们像培田的守护神，克尽职守，风雨不辍；济美堂八块屏扇雕刻，用中国传统花饰纹样衬出“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程朱理学信条，中厅八条凸体德铭，雕刻了八个中国古代的历史人物，以此来赞扬主人的为人。他们分别是刚方憨直的张孺、眉齐举案的伯鸾、三徙成名的陶朱、让产分苷的薛包、指仓济饷的子敬、为贤育士的燕山、彩舞四贵的石奋和颔点不尽的汾阳（长孺乃性刚气直的汉朝御史大夫韩安国；伯鸾指备受后人推崇的夫妻相敬如宾的梁鸿；子敬是三国人物，厚道慷慨的东吴大将鲁肃；薛包为东汉侍中，著名孝子；陶朱是春秋时期越王勾践的谋臣、大富商范蠡；燕山为五代时以重教举贤名扬天下的周国的谏议大夫；石奋为汉景帝时期人，他和四个孩子都官至“二千石”，因此，他被称为“万石君”；而汾阳则指平定“安史之乱”的郭子仪）。就连古民民里长约六百米的“一线天”，两边屋墙上也绘有上千幅书画，乃是一条诗书画的艺术长廊……

培田民居中挂的千余块匾额，如展千人千书，气宇轩昂且内蕴丰厚。郭隆公祠的“绳其祖武”，语出《诗o大雅o下武》；白庵公祠的“君子攸芋”出自《诗o小雅o斯干》；南村公祠的“让德流馨”乃指吴氏始祖商朝周太王之长子泰伯和次子仲雍三让皇位的美德。“培兰填桂”、“三台拱瑞”、“绮里玑联”、“乐善好施”、“松茂竹苞”、“学著辟雍”、“紫芝毓秀”、“名奏彤廷”、“元气浑沦”、“成均伟器”、“雁序桥门”等等，字字有说法，句句有出处，读来让人回味无穷。

还有数不清的诗词歌赋，民间传说，自叙堂记、寿序墓表和山歌俚语等等，都极为精彩。

这里确是一块有着深厚文化传统的土壤。在这片土壤，心灵是一棵大树，智慧是那树上盛开的花朵，而功名则是那花儿结出的硕果。那么，是什么在浇灌着它呢？耕读！“惓惓以诗书课子弟”，才是培田的根本。

应该在一个地方为一个人立一块传世的碑，那个地方叫“石头丘草堂”。如今草堂虽然不在了，但石头丘还在，那里仍然埋藏了一个五百年的记忆。草堂，它的魂还在。

那个人就是培田七世祖吴祖宽。据族谱，明成化十二年，培田贤达六世祖吴郭隆之子，郡庠生吴祖宽靠着伐木割草，在一个叫石头丘的地方开办了一个让孩子们集中起来学习的场所，取名为“石头丘草堂”。教书的是两位穷秀才，孩子也不多，正如谱里说的：“二公辑教椽可属，二三弟子读诗书”。那是一个经典的画面，使我想起古今许多文人画家的作品：山水掩映中，风雨草庐里，有三两先生童子长衣而诵，不亦乐乎。

然“石头丘草堂”规模虽小，却“开长（汀）连（城）十三坊书香之祖”。也就是说，吴祖宽的创举，不仅填补了培田历史的空白，而且亦开了长汀和连城的先河。明进士、兵部尚书、清流人裴应章有联赞曰：“距汀城廊虽百里，入孔门墙第一家。”就像纪晓岚许多年后来培田获得的感受一样，裴应章当是最早在培田闻到那股文气的外埠官吏。

具体的情形，据说是明正德年间，这位兵部尚书钦命巡视闽浙，先到汀州，再到连城游冠豸山，尔后过五祭岭、攀千寻坡等，进入培田的。也就是说，是那股子文气把他从很远的地方吸引而来的，就像饥饿的人循着炒菜的香味找到了厨房和美味一样。后来的人们说他在汀州时就已听知府谈及培田乃“文墨之乡”，便有了进一步了解的心愿。我分析这是一种涉嫌吹嘘的推测。据考，在七世祖吴祖宽之前，培田还没有完全形成气候。也就是说，由于饥荒和一部分人迁往他乡等原因，原住地的吴氏家族，仍然只有一脉，尚无分支。尽管衍庆堂已经部分建好，但培田的格局，我想仍然不过十几二十户人家。且刚刚建有三二学生的石头丘草堂又何谈“文墨之乡”呢？这样推测，我想，裴应章的到来，或许只是个偶然，或者说，冥冥中有什么东西在引导他。不管怎么说，那幅现在还刻制在南山书院门口的对联却是千真万确的。裴应章真的被石头丘草堂感动了，他看到了心目中的一个愿望在成为事实，他的对联不仅描述了一个时代的现实，同时也描绘了另一个时代的未来。

某种意义上说，郡秀才吴祖宽是培田文化培植和传承的始祖。“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化之本所者在学校”。这一北宋文人胡瑗的名言，像春风化雨一样，通过吴祖宽的尝试，启发和滋润了培田的后裔。吴祖宽之后，十世裔吴在宏办十倍山学堂；十四世裔吴健庵办岩子前学堂，与他同时代的吴君办白学堂书馆；十五世裔吴配虞办业屋学堂和伴山公馆；十五世裔吴锦江办南山书院；十六世裔吴纯一办清宁寨书院。等等，“众人拾柴火焰高，”一代一代培田的书院学堂以强兵包围的态势，进犯着人们的心灵。打开窗户就能听到的书声，使阳光或者阴雨中的培田始终都充满了无限的生机和活力。

许多学堂同存共在的状况，如同战国时代的群雄逐鹿和汉代中国的百花齐放。有两个方面可以证实那个时代产生的，培田的第一个辉煌：一是形成了第一个人才叠出的高峰期。族谱载，从顺治七年到乾隆三十年，培田共出了一百九十一位秀才，据说，在朝廷供职者就达七人；二是水到渠成地推出了南山书院。

培田的书院学堂，经历了一个从各自为阵到集中组合的过程。作为有别于私塾和各房学堂的村办学校，南山书院迄今已存在了二百三十多年。它是石头丘草堂这棵幼苗长经过二百二十年长成的大树。乾隆三十年以石头丘草堂为雏形、集中了全村众多学堂办学力量的南山书院的成立，标志着培田集约化办学的开始。它在机制上的变换所带来的师资力量、教学方针、教学内容的设置、教学手段等诸多方面的先进，以及由此而形成的雄厚实力，使其一度成为长（汀）、连（城），乃至闽西一带办学的典范。许多培田以外的学子都慕名而来，一些高学名士为到南山书院的讲台一站而倍感荣耀；族人的支持也不吝钱物。这样，南山书院的名声就难免如日中天了。在许多人的眼里，它不啻为今天国人高看的清华、北大。

南山书院的名人效应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它自己创造的；二是名人们所附加的。当人们提起南山书院的时候，那些名人的名字就会自然地跳出来。他们已和书院融为一体。他们的故事就是南山书院的故事。

清乾隆年间的邱振芳就是一个名人。

福州人氏邱振芳，人称“鬼才”。其天资聪颖，满腹经纶，且性情放达。虽四书五经、易理术数无所不精，但因不擅八股，却屡试不第。为此，邱氏无视皇尊，竟一怒之下揭了黄榜，并在榜上疾书“皇天无眼”四字。此举触怒朝廷，邱氏便遭通缉。这样，邱氏只好隐名埋姓，四处流浪并讲学。

关于邱氏，至今在八闽城乡仍流传着他的一个虚构的故事。一日，邱氏闲游于福州街口，见一老者在兜售竹环，只见他扁担一头高挑着几十个两环相扣的竹圈。边走边叫：“人老无生计、环换充饥米……”众人闻声而至，无不为竹环相套又不见缝隙拍手称奇。老者说，诸位买也后悔不买也后悔。众人不明其义，好在一个铜板一对，两个铜板三对，便宜，买者也多。谁知，一到家，竹环全都变成了金环。这样，果真买与不买者都后悔。只有邱振芳看出了道道。原来老者是那八仙之一的吕洞宾。于是，他们之间便有一番针尖对麦芒的有趣对话：

邱振芳上前作揖，问道：“老者何必卖姓（两环成吕）？”

吕洞宾有些恼怒，说：“举子不必多言！”

邱凌才侍傲，不领仙示，反而责问：“仙尘相隔，何必愚人扰世？”

吕不屑相讥：“举子无知，怎敢妄论仙凡？”

邱骂：“你乃千年不死鬼！”

吕反唇：“你是万世不第人！”

这句无疑说到了邱振芳的痛处。后来，他虽悻悻而去，但却激发了他，使他更加发奋。

南山书院成全了他。于是，在南山书院便多了一幅新联：

抗颜敢诩为时望；便服何妨尽日眠。

当然，邱振芳到培田来，不是为了睡觉。三年后，当培田子弟吴茂林、吴镛、吴鉴等先后或中举，或省试入取“岁进士”之后，人们开始有点离不开他了。邱振芳虽在培田声名鹊起，但还是决定要走，因为树大招风，他毕竟有案在身。获此消息后，培田乡贤多次上门挽留，当得知邱振芳爱吃胙肉时，便连夜派人快马行二百四十里路赶到汀州买回。这一尊师重教的举动使邱振芳在培田又多留了四年。其间桃李争春，百花吐艳。后在嘉庆年成为当朝宰相、主审过大贪官和坤的王杰，时任提督福建学院时就试取邱氏弟子吴腾林、吴元英为武秀才，取吴发滋为文秀才。

对南山书院影响较大的第二位名人便是宁化才子曾瑞春。据考，他和邱振芳大约是同时代人，他们进南山书院的时间是否一致不详。

但他在南山书院呆了整整十年。十年中，他一边教书育人，一边自行修学，此君于院于己，卧薪尝胆。十年后，进京会试，终被钦点翰林庶吉士，成了朝廷的命官。告别之际，感慨万端，遂遣兴提笔书联：

十年前讲贯斯庭绿野当轩宝树滋培齐竞爽；

百里外潜修此处青云得路玉堂清洁待相随。

由于有福州饱学之士邱振芳、宁化才子曾瑞春、上杭名儒袁南宫、永定孝廉温恭等诸多贤达加盟共造，培田进入了第二个人才高峰期。从乾隆三十年到光绪三十一年，先后出了邑庠生、郡庠生、国学生、贡生等一百二十人。其中有三名举人、一名翰林、一名武进士，有五人被诰封或驰赠大夫。有十九人平步仕途。而这十九人中，有八人领九品衔、四人领八品冠带、五人领五品衔、一人为三品宫廷内侍。真正赢得了“文墨之乡”之美誉。

培田第三个人才高峰期出现在清末民初。

一个时代结束了，一个时代开始了。这是个巨大的背景。此时，商贸繁荣的培田，似乎没有经过多大的阵痛便完成了新旧角色的转换。倒是以西学为主流的新学，像春寒一样铺张而来的时候，反而显得更加兴奋，等到春寒一过，便很快显出了花香鸟语的模样。

这很大程度归功于南山书院的教育改革。改革是从课程的设置开始的。从前的《三字经》、《大增广》、《幼学琼林》、《千字文》、《中庸》、《论语》、《四书集注》，及以应科举的八股和吟诗作对等，都已被全新的课程取代了。它们是国语、算术、公民、历史、地理、自然、常识、音乐、美术、劳作、体育、习字和英语。教学的目的不再是传业授道解惑，也不仅仅是识字、实用、知礼和明经了；更主要的，由于科举时代的结束和新的价值观念的影响，人们理解的功名，也不再是入庠登科了。

这是一次精神的解放。

年长者向我描述了那个时候南山书院（改为南山高等小学）的热闹情景。尽管他们也是听说的，但那描述时的表情却是真实的。你可以想见，从旧学中走出的孩子在时代的鼓励下，是如何释放着他们的天性的。音乐、体育、演讲比赛、书画展览、运动会，像说梦话一样叨念着ABCD。还有男女同桌、外埠生住校等等。这样的情景，在那个男子刚刚剪去辫子、女子刚刚放开小脚的年代，意味着什么？它会给古老的培田带来怎样的生机？即便是现在，我们仍然无法排遣对于那些美好时光的向往和怀念。

新学的成果很快就显示了出来。

许多人考取了县中、省中，之后，他们以那里为跳板，像鹰一样远走高飞了。

吴拔祯的侄子吴建德去了日本；吴乃青、吴暾、吴树均等去了法兰西；吴明永成了中央美术学院的画家；吴琪阶在泰国因创办体育用品公司，成了世界著名的羽毛球王……他们都是那个时代培田的精英。

价值多元化的时候悄悄来临了，培田子弟背负着祖训和“南山书院”给予的新学启蒙，勇敢地走向了世界。

孔子曰：“学而优则仕”。培田祖训曰：“养子不读书，犹似养条猪。”这些个理念如同不变的律法一样，根深蒂固地统治了培田八百年。

八百年中，一代一代培田人，对于自身文化形象塑造的努力，对于在耕读为本的前提下谋取功名光宗耀祖的热情丝毫没有减退。这让他们在兴学办校时如同埘弄自家的田地一样，不吝汗水。从某个角度说，培田崇文重教，有如此浓厚的氛围，很大程度取决于它有一个很好的办学和励学的机制。培田《家训十六则》中“勉读书”一则说：“士为民首，读书最高，希贤希圣，作国俊髦。扬名显亲，宠爱恩褒。各宜努力，毋惮勤劳。”这是培田的“基本法”。而在具体的《家法十条》中，更有对违“法”行为的惩处办法：“如有不读不耕不务正业徒事酗酒嬉戏者，凡属伯叔兄长宜严训重责，毋得姑息。”在这里，培田人把不读书等同于不务正业和酗酒。

当然，光有这些还远远不够。

为捐助办学，从明代正德年间石头丘草堂兴办开始，郭隆公的衍庆堂便每年支付租谷百担，不足部分由南村公祖堂承担。到光绪年间，培田首富，在闽、粤、赣三省有九家店铺的五亭公吴昌同又在族人中划出一部分田亩，建立义学仓，专门给书院，同时，相应的助学、奖学制度也陆继建立。这为以后的办学，开创了很好的先例。那之后，培田设有祭田、义田、经蒙田、秀才田、婚田、流税田等以兴村学。关于如何捐尝办学，族中有明确规定，谱载：“义田以充分用也。书院仓廒之费在其中，祠墓修整之费用在其中，文武上进花币之费在其中，乡、会两试卷资之费亦在其中，以备不时之用而策励人才也……家风之盛实在人才，而人才之兴必殷培育，是为子孙谷之需，每年收入若干，按分匀给，入蒙馆者一分，入经馆而与考者二分，入经馆而不与考者一分，与考而不入经馆为师设馆亦二分。秀才田以重学校培植人才也。”对于各人捐尝的钱物如何分配族谱里写道：

文武乡试每贴闱费银三两五钱正

文武会试每贴闱费银五十元正

拔优贡延试每贴卷费银五十元正

……

文武进泮每贴花币银五十元正

生员补禀每贴花币银五十元正

恩发贡每贴花币银三十元正

拔优副贡每贴花币银七十元正

文武举人每贴花币银一百元正

文武进士每贴花币银一百五十元正

钦点翰林主事、中书、侍卫每贴花币银一万五十元正

状元、榜眼、探花每贴花币银二百元正

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按当时的物价算，一元花币银可买一百八十斤谷子。如果考上进士，则有相当于两万七千斤谷子的奖励。这不能不说是重奖。这些行之有效的制度，从根本上保证和稳定了学校化的教育，就是江山易主改朝换代，也不受任何影响。

另外，为了给“三年逢二试”上府上省赴试的学子们提供方便，培田乡贤们还捐巨资在福州建起了“宣河试馆”，在汀州建了一座祖祠，专门“有学堂数椽”。废除科举后，对考上县高等小学、中学和大学的一律都有补助，每年春节，还按学历高低分发猪肉。这些制度一直坚持到一九四九年。

精神的祈望和物资的奖励，一前一后的两只大手，或拉或推着培田的学子们，使他们始终不敢懈怠。“理以专攻而获，学以纷务而荒。焦头钻石，达摩面壁，道以专而得也”这是培田学子吴国芬在他写的《读书五戒》中的一段话。他认为，要读好书“必戒在懒；戒在狂而自足；戒在杂而荡；戒在轻躁；戒在俗。”培田世裔明末清初邑庠生吴超五亦是后学的榜样，族谱称他“公姿性尤殊，十六岁弃来读书，断枕发愤积八载，壮志克抒卓荦不群，自敦古处贤士大夫，阖郡交誉……”他有许多故事几百年广为流传，有的成为谚语、歇后语和通俗喻语了。尤其是他悬辫锥股发奋读书的故事更是深入人心。

吴超五兄妹五人，他排行老四。由于家境贫寒，无钱上学。很小就跟哥哥一起放牛。但他很想读书，特别是放牛时，听见南山书院传来琅琅书声时，求学的欲望更强。每每跪在父母、哥哥面前，要求上学。于是父母咬牙，一家省衣缩食供他上学。小超五上学时已十二岁，为赶上同龄孩子，他格外勤奋，白天跟班学，晚上补功课。为了让自己不打瞌睡，便想出了结辫绳、坐锥子凳、躺“警枕”的方法。即用绳子把自己的辫子拴在屋梁上，免得垂头睡着；在凳子四周钉上锥尖，不让屁股乱动，以做到专心致志。躲“警枕”则是用一节圆木当枕头，实在想睡时，就用它来垫头，但这圆木容易滚动，一滚，脑袋落下碰疼了就容易醒来，醒了以后再来读书。

这个故事一直被大人们用来教育自己的孩子。成了培田人拥有的财富。在培田，学校和老师都有着很高的地位，那是人们尊师重教的结果。通往南山书院的石板路被人为地曲折成九十度角，是为了不让出殡和迎亲的队伍从书院经过，以保持书院的安静；一头牛踩了书院的篱笆，吃了里面的腊梅，牛的主人被罚为书院浇了三个月的花；一位学生对外来的先生不恭，惹得先生打算卷铺盖走人，学生的父亲，培田最大的财主知道后，一路放鞭炮来为先生披红道歉，并命儿子下跪磕头挽留先生；一位从江西聘来的先生对家乡的坛菜耿耿于怀，校董会便千方百计请乡党从他的老家捎来；一位家在长汀的先生年迈体衰，校董会便请轿夫抬着他来上课，常常要走百余里来回……

数不胜数的事例，构成了千古的佳话，也构成了培田人的一种境界。这种境界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宏伟抱负联系在一起，与伟大的客家人的精神追求联系在一起，就显得格外有意义了。当登科入甲的捷报快马频传的时候，当帝王的嘉奖和恩允阳光般煌煌照耀的时候，当一幢幢高堂华屋平地而起的时候，当文武高官远道而来，宾朋满座的时候，甚至当外乡女子为能嫁到这儿来而倍感自豪的时候，我想，作为培田人是一定会感到无比幸福的。对于传统的中国人说，没有什么比家族的荣辱更让人揪心了。它是故事的核，是歌的旋律，是快乐中的痛苦和痛苦中的快乐；是一切事物的开始和一切事物的终结；是舍生忘死的理由和生生不息的证据……

一个晴朗的、鸟语花香的早晨，我来到了南山书院（虽然现在它叫培田小学了，但我宁愿在心里叫它南山书院）。我是以一个匆匆过客的身份远道面来的，可一旦走进它的领地的时候，感觉却全然地变了。仿佛自己原本就在这里，只不过是刚刚出去了一趟；仿佛那庭院里存放着我的一件私物，我的到来是为取走它；仿佛随着我的到来，从前的一切又在奇迹般的复原，邱振芳站在有些寂寥的庭院里，有些诧异地看着我，他的长褂显得破旧，但格外的干净；曾瑞春在一间从外面看过去有些昏暗的教舍里，正对着学童们在朗诵着自己的文章，那篇著名的《南山书院》：

“岁庚申，承吴君化行昆玉召典西席，馆余于南山。嘉木葱郁，胜概清幽，鹿洞鹅湖，殆不啻也。……今余蒙恩入词林假归，适吴君修族谱，来书属记垂久。夫吴君先后作人，芝兰兢秀，前程远大，奚俟余言？但鸿泥雪印，昔贤之芳躅犹存，俾得追芳并垂不朽，未始非原幸也。爱笔记之，以付剞劂氏。”

听到这儿，我忍不住上前问道：曾老夫子《南山书院记》可有续篇？曾老夫子未答我之所问，说，来者何姓何名？我如实回答。老夫子又说：尔去膳房看看，早餐是否做好，我等饥肠辘辘也。显然，先生把我看作是培田弟子了……

这真是一个梦。许多人都走了，但又留下了自己的痕迹，而物是人非的书院，似乎又是为了保存这些痕迹而真实地存在的（裴应章、邱振芳、曾瑞春他们的墨迹都还在）。不是作为文物，而是作为情感。保存那些痕迹，就是保存一种味道，有些酸涩、又有些甜蜜的味道。

乡人跟我说，书院的大门对着的远山乾峰高耸（乾峰为文星峰），面前的案山形如书桌，门口的蓬池犹似墨砚，就是那条小水圳所流出的方向亦恰好是由南向东。南为丁；东为甲，征兆登（丁）科入甲。接着，乡人又说，门前的这棵罗汉松，已有千余年树龄。传说南山书院建好后，它常常化身一个女孩，站在教室门外听课，跟学生们一起朗读课文，惹得学童们精力分散。当时重男轻女，学校没有女生，一日，先生觉得奇怪，就来赶她，女孩害怕，转身而去，蓦地消失在罗汉松旁。先生顿悟，原来罗汉松是棵神树。此事传到族长那里，他便请来道士作法七天七夜。每天做法事时在树上钉七枚钉子。七天下来，钉了七七四十九枚。每钉一钉，神树便出一次血。之后，那女孩再也没有出现了。乡人说，这个传说讲了一个道理：如果不遵守学校规矩，连神仙也要受罚。而我听来，心里却有些隐隐的惆怅。但不管怎样，我对书院还是非常景仰的。

清早起来，开门见山，看那日上峰峦，云开雾散，舒秽抱真，一抖衣袍，该有怎样的精神？！

文章编写：吴国平

来源：培田紫阳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