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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结婚生子，未婚未育，你要看?李桂兰的手攥着那张泛黄的照片，指节都泛了白。监护仪的声音滴滴答答响着，像敲在王梅的心尖上，护士刚出去，又折回来递病危通知书，说 “家属抓紧签，老人这情况，随时可能……”王梅没接那张纸，眼睛盯着母亲枯瘦的手 —— 那手里除了照片，还攥着个皱巴巴的信封，上面只有三个字：张建国…结婚生子，未婚未育，你要看?
李桂兰的手攥着那张泛黄的照片，指节都泛了白。监护仪的声音滴滴答答响着，像敲在王梅的心尖上，护士刚出去，又折回来递病危通知书，说 “家属抓紧签，老人这情况，随时可能……”
王梅没接那张纸，眼睛盯着母亲枯瘦的手 —— 那手里除了照片，还攥着个皱巴巴的信封，上面只有三个字：张建国。这是母亲躺进医院的第三个月，从查出肺癌晚期那天起，她就天天攥着这两样东西，今天早上突然清醒了些，哑着嗓子跟她说 “找着他，让他来见我”。
王梅知道张建国是谁。打小她就没见过爸爸，别的小孩骂她 “野种” 时，她跑回家问妈妈，妈妈要么红着眼眶不说话，要么就拿鸡毛掸子抽她，说 “别问，没有爸爸”。直到她十五岁那年，夜里发烧烧到糊涂，听见妈妈在床边哭，嘴里念着 “建国，我对不起你，也对不起梅梅”，她才知道，自己不是没爸爸，是爸爸没回来。
现在母亲快不行了，唯一的心愿就是见这个人。王梅掏出手机，翻出昨天托人查到的号码，手指抖得厉害，按了三次才拨出去。电话响了五声，那边接了，是个苍老的男声，带着点不耐烦：“喂，谁啊？”
“请问是张建国先生吗？” 王梅的声音发紧，“我是李桂兰的女儿，我妈快不行了，她想见你一面。”
电话那头沉默了，好一会儿才传来一声叹气：“李桂兰…… 她还活着？”
王梅的心沉了沉，没答，只说：“她在市一院肿瘤科 床，你要是愿意来，就尽快吧。”
挂了电话，王梅回头看母亲，李桂兰眼睛睁着，盯着天花板，手里的照片还没松。那照片是黑白的，上面是两个年轻的身影，男的穿着劳动服，女的扎着麻花辫，站在一片麦田里，笑得露出牙。王梅从小就见过这张照片，问过妈妈这是谁，妈妈只说 “以前的朋友”，现在她才明白，那是她爸妈年轻时的样子。
年的麦子地
李桂兰总说， 年的夏天特别热。那年她刚满十八岁，坐着绿皮火车晃了三天三夜，从南京到了黑龙江的向阳村。下火车的时候，天刚亮，一眼望过去全是黑土地，风里裹着麦秸秆的味儿，跟城里完全不一样。
她们这批知青一共八个，住村头的集体户，土坯房，里外套间，男的住外间，女的住里间。炕是通铺，冬天冷得能冻掉耳朵，夏天潮得能长出霉。李桂兰在家是独女，爸妈都是教师，没干过农活，刚到的时候割麦子，镰刀磨得太快，一下就割破了手，血滴在麦地里，她疼得直掉眼泪，却不敢哭出声 —— 队长说了，知青要不怕苦，不然就是资产阶级娇气病。
队长就是张建国。他比李桂兰大五岁，是村里的本地人，高个子，肩膀宽，皮肤晒得黝黑，笑的时候眼角有两道褶。他不像其他村干部那样摆架子，知青们干不动活，他不骂，只蹲下来教，比如割麦子要弯着腰，镰刀要贴着根，不然漏得太多；比如挑水要把桶绳放长点，不然晃得厉害。
李桂兰第一次跟张建国说话，是她把水桶摔在井台上，水洒了一地，她蹲在那儿哭，觉得自己太没用了。张建国过来，没说话，拿起桶重新打了水，挑着就往集体户走，走了两步回头说：“跟上来，下次我教你。”
后来张建国真的教她挑水，教她锄地，教她怎么分辨豆子和草。集体户的伙食差，顿顿窝窝头就咸菜，张建国有时候会从家里带煮鸡蛋，趁没人的时候塞给她，说 “你身子弱，多吃点”。李桂兰那时候年纪小，在异乡受了委屈，有人这么照顾她，心里慢慢就有了好感。
村里的知青都看得出来，有人跟李桂兰说 “张建国是农村人，你以后要回城的，别跟他走太近”，李桂兰没听。她觉得张建国人好，能干，对她也好，至于回城，她想，大不了以后跟他一起留在村里。
那年秋天，村里修水库，要开山炸石头。张建国是爆破组的，每天都要去山上装炸药。有天下午，突然下起了大雨，山路滑，有个知青脚下没站稳，差点掉下山崖，是张建国扑过去把人拉了回来，自己却摔破了腿，鲜血把裤子都染红了。
李桂兰听说后，连夜煮了红糖姜汤，又找村里的老中医要了草药，跑到张建国家里。他住在村尾的小平房，就一个人 —— 他爸妈早就没了，家里就他一个。李桂兰蹲在他跟前，小心翼翼地给他擦伤口，眼泪又掉了下来，说 “你怎么这么傻”。
张建国看着她，突然伸手擦了擦她的眼泪，说：“桂兰，我喜欢你，你愿意跟我好吗？”
李桂兰愣了愣，然后用力点头，眼泪掉得更凶了。
从那以后，他们就偷偷在一起了。晚上收工后，张建国会在村外的麦垛旁等她，两人坐着聊会儿天，他给她讲村里的事，她给她讲城里的事。有时候他会给她带块红薯，有时候她会给他缝个布口袋。那时候的天特别蓝，星星特别亮，李桂兰觉得，就算一辈子待在这个村里，也值了。
转年春天，李桂兰发现自己不对劲了 —— 老想吐，吃不下饭，月经也没来。她偷偷问了村里的接生婆，接生婆摸了摸她的肚子，说 “姑娘，你这是有了”。
李桂兰当时就慌了。那时候未婚生子是天大的事，要是被人知道了，不仅她要被批斗，张建国也要受牵连。她找到张建国，哭着跟他说了这事。他也慌了，蹲在地上抓了抓头发，然后抬头跟她说：“桂兰，你别怕，我这就回趟家，跟我远房的叔叔说一声，让他帮着想想办法，我想娶你。”
张建国的远房叔叔在县城工作，据说有点门路。李桂兰点点头，让他快去快回。他走的时候，把自己攒的二十块钱塞给她，说 “你买点好吃的，别委屈自己”，又把自己的棉袄给她披上，说 “春天风大，别着凉”。
李桂兰站在村口送他，看着他的身影消失在路的尽头，心里又慌又期待。她以为他很快就会回来，以为他们能想办法把孩子生下来，以为以后就能过上安稳日子。可她没想到，这一别，就是几十年。
藏在棉袄里的孩子
张建国走了之后，李桂兰天天在村口等。一开始还能等着他托人带的口信，说 “叔叔在帮忙办手续，让她再等等”，可过了一个月，口信就断了。李桂兰去问带口信的人，那人支支吾吾地说 “张建国好像出事了，他叔叔被人揭发了，说是走资派，他也被抓起来了”。
李桂兰的天一下子就塌了。她肚子里的孩子越来越大，藏不住了，集体户的人开始议论，有人说她 “作风有问题”，有人去公社举报她。很快，公社的人就来了，把她拉到村里的晒谷场批斗，让她站在高台上，低着头，胸前挂着 “破鞋” 的牌子。
村里的人围着她骂，有人扔石头，有人扔烂菜叶。李桂兰死死咬着牙，没哭 —— 她不能哭，她肚子里还有孩子，她要保住孩子。批斗完了，公社的人说要把她送到农场劳动改造，还要把孩子打掉。
李桂兰知道，去了农场，孩子肯定保不住了。当天晚上，她趁着集体户的人都睡着了，揣着张建国给她的二十块钱，还有那件他给她的棉袄，偷偷跑了。
她不敢走大路，只能走小路，夜里黑，她摔了好多次，膝盖都磕破了。春天的东北还很冷，风刮在脸上像刀子，她把棉袄裹得紧紧的，护着肚子，一路往南走。她不知道要去哪里，只知道不能被人抓到。
走了三天，她到了一个小镇，身上的钱快花光了，肚子饿得咕咕叫。她找了个没人的破屋，躲在里面，不敢出去。有天早上，她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流血了，她吓坏了，以为孩子要没了，抱着肚子坐在地上哭。
正好有个捡破烂的老太太路过，听见她的哭声，进来一看，知道她是怎么回事，心善，就把她带回了家。老太太姓刘，无儿无女，一个人过。刘老太给她煮了粥，又找了点草药给她敷，说 “姑娘，你别怕，有我在，孩子能保住”。
李桂兰在刘老太家住了下来，帮着老太太捡破烂，洗衣服。肚子越来越大，她就坐在家里缝补衣服，赚点零花钱。刘老太跟她说 “孩子生下来，得有个名字，你想叫啥”，李桂兰想了想，说 “跟我姓王吧，叫王梅，梅花的梅，冬天也能开”。
年的冬天，王梅出生了，是个女孩，很小，才五斤多，哭声却很亮。李桂兰抱着孩子，看着她皱巴巴的小脸，眼泪掉了下来 —— 这是她和张建国的孩子，是她唯一的念想。
可好日子没过多久，刘老太冬天的时候冻着了，得了肺炎，没钱治，没几天就走了。李桂兰抱着刚满月的王梅，又成了孤家寡人。她不能再待在小镇，怕被人认出来，只能继续走，这一次，她去了南方，因为她听人说，南方暖和，好活命。
她带着王梅，一路乞讨，一路打工，到了江苏的一个小县城，在一家纺织厂找到了临时工的活。工厂不管住，她就租了间小平房，又小又暗，一个月两块钱房租。每天她早早起来，把王梅放在邻居家，给人五毛钱看孩子，然后去工厂上班，晚上再把孩子接回来。
王梅三岁的时候，得了一场高烧，烧到四十度，小脸通红，说胡话。李桂兰抱着孩子去医院，医生说要住院，要交五十块钱押金。李桂兰身上只有十块钱，她跪在地上求医生，说 “医生，你救救我孩子，我一定把钱还上”，医生摇摇头，说 “医院有规定，我也没办法”。
李桂兰抱着孩子，坐在医院门口哭，不知道该怎么办。正好有个老中医路过，看见她可怜，就过来看了看王梅，说 “孩子是风寒入体，我给你开个方子，你去抓药，熬了给孩子喝，应该能好”。李桂兰千恩万谢，拿着方子去抓药，花光了身上所有的钱。
药熬好后，她一勺一勺喂给王梅，守在孩子床边，一夜没睡。第二天早上，王梅的烧退了，能睁开眼睛叫 “妈妈” 了，李桂兰抱着孩子，哭得像个孩子。
王梅慢慢长大，开始问 “妈妈，别人都有爸爸，我爸爸呢”。李桂兰每次都躲开，要么说 “你爸爸去很远的地方了”，要么就发脾气，说 “别问了，没有爸爸”。王梅不敢再问，可她能看出来，妈妈有时候会对着一张照片发呆，照片上有个陌生的男人。
有一次，王梅趁妈妈不在家，偷偷翻出了那张照片，还有一个信封，上面写着 “张建国”。她拿着照片问邻居阿姨 “这是不是我爸爸”，邻居阿姨愣了愣，说 “我不知道，你别问你妈妈了，她不容易”。
王梅上小学的时候，有同学知道她没有爸爸，就骂她 “野种”，她跟人打架，把人推倒了。老师把李桂兰叫到学校，让她给对方家长道歉。李桂兰给人说了好多好话，赔了五块钱，回家后，她没骂王梅，只是抱着她哭，说 “梅梅，对不起，是妈妈没本事，让你受委屈了”。
从那以后，王梅再也没问过爸爸的事，她知道妈妈有难处，她要好好读书，以后赚钱养妈妈。
一张泛黄的地址
王梅考上大学那年，李桂兰特意买了件新衣服，送她去学校。临走的时候，李桂兰塞给她一个布包，说 “这里面有你上学的学费和生活费，省着点花”。王梅知道，那是妈妈在纺织厂干了二十年，省吃俭用攒下来的钱。
大学毕业后，王梅留在了城里工作，找了个不错的对象，结婚生子。她想接妈妈来城里住，李桂兰不肯，说 “我在县城住惯了，城里太闹，我不去”。王梅没办法，只能每个月寄钱回家，有空就回去看她。
去年冬天，李桂兰感冒了，一直不好，咳嗽得厉害，有时候还咳血。王梅赶紧把她接到城里的医院检查，结果出来，是肺癌晚期，已经扩散了。医生说 “最多还有半年时间，好好陪陪老人吧”。
王梅没敢告诉妈妈真相，只说 “妈，你就是肺炎，住几天院就好了”。李桂兰没说话，只是点了点头。可她心里跟明镜似的，她自己的身体自己知道，这些年，她一直咳嗽，有时候晚上咳得睡不着，她只是没说而已。
住进医院的第二个月，李桂兰突然跟王梅说 “梅梅，我想找你爸爸”。王梅愣了愣，说 “妈，都这么多年了，说不定……” 她没说下去，她怕妈妈伤心。
李桂兰从枕头底下摸出那张泛黄的照片和信封，说 “我知道他还活着，我做梦梦见他了，他说他对不起我。我快不行了，就想再见他一面，问问他当年到底怎么回事”。
王梅看着妈妈眼里的光，心里酸得厉害。这么多年，妈妈从来没提过找爸爸，她还以为妈妈早就放下了，原来一直没放下。她握着妈妈的手，说 “妈，你放心，我一定帮你找着他”。
王梅开始找张建国。她先联系了当年跟妈妈一起下乡的知青，大部分人都失去了联系，只有一个叫刘芳的阿姨，现在住在北京。王梅给刘芳阿姨打了电话，问她认不认识张建国。
刘芳阿姨想了想，说 “认识啊，当年他是我们队的队长，跟你妈妈处过对象。后来他不是回北京了吗？听说他爸爸是个干部，后来好像出了点事”。
王梅问 “您知道他现在在哪里吗？”
刘芳阿姨说 “我也不清楚，当年回城后就没联系了。不过我记得他有个远房表哥，住在河北保定，你可以去问问，说不定能找到线索”。
王梅记下了地址，第二天就请假去了保定。她按照地址找到那个村子，村里的人说，张建国的表哥早就搬到城里去了，具体在哪里不知道。王梅没放弃，她去了当地的派出所，跟民警说 “我妈妈快不行了，想见我爸爸最后一面，求你们帮我查查”。
民警看她哭得可怜，就帮她查了户籍系统。张建国的名字很常见，查出来十几个，民警一个个跟她核对，排除了年纪不符、地址不对的，最后剩下一个 —— 住在保定市区，今年七十一岁，退休前是中学老师。
王梅看着屏幕上的地址和电话，手都在抖。她按照电话打过去，就是那个苍老的男声。
挂了电话后，王梅在派出所门口坐了很久，她不知道见到张建国后该说什么，也不知道妈妈见到他后会怎么样。可她知道，这是妈妈最后的心愿，她必须帮妈妈完成。
病房里的纱帘
张建国来医院的那天，是个阴天。王梅在病房门口等他，看见一个穿着灰色中山装的老人走过来，头发花白，背有点驼，手里拎着一个水果篮。他走得很慢，眼神有点恍惚，好像不敢相信自己要见的人，真的还活着。
“你是王梅吧？” 张建国开口，声音有点沙哑。
王梅点点头，说 “张叔叔，我妈在里面，她一直在等你”。
张建国没说话，只是点了点头，跟着王梅走进病房。
李桂兰躺在病床上，插着氧气管，脸色苍白得像纸。听见脚步声，她慢慢睁开眼睛，看向门口。当她看到张建国的时候，眼睛突然亮了一下，然后又暗了下去。
张建国站在病床前，看着躺在床上的李桂兰，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却没说出来。几十年没见，当年那个扎着麻花辫、笑起来眼睛弯弯的姑娘，变成了如今这个瘦弱苍白的老人，他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揪着，疼得厉害。
“桂兰……” 张建国的声音发颤，“对不起，我来晚了。”
李桂兰没说话，只是看着他，眼神很复杂，有怨，有恨，还有点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她的手慢慢抬起来，不是伸向他，而是伸向了床边的纱帘 —— 那是医院用来隔床的纱帘，浅灰色，薄薄的一层。
王梅站在旁边，看着妈妈的动作，心里咯噔一下。她以为妈妈会哭，会骂，会问当年的事，可妈妈什么都没做，只是慢慢地拉着纱帘，一点一点，把她和张建国隔开。
纱帘很薄，能隐约看见张建国的身影，他还站在那里，没动。李桂兰拉完纱帘，就闭上了眼睛，眼角有一滴眼泪流了下来，顺着脸颊，滴在枕头上。
王梅走过去，想帮妈妈擦眼泪，李桂兰却轻轻摇了摇头，说 “梅梅，让我一个人待会儿”。
王梅点点头，转身走出病房，轻轻带上了门。她看见张建国还站在纱帘外面，背对着她，肩膀微微耸动，好像在哭。
那天下午，李桂兰就陷入了昏迷，再也没醒过来。第二天早上，监护仪的声音变成了一条直线，医生说 “节哀顺变”。
王梅处理妈妈后事的时候，张建国又来了，给了她一笔钱，说 “这是我一点心意，给你妈妈办后事”。王梅没收，说 “不用了，我妈妈不会要你的钱”。
张建国没再坚持，只是帮着忙前忙后，送妈妈的骨灰去殡仪馆的时候，他跟王梅说 “当年的事，我跟你说说吧”。
他说，当年他回北京，是因为他爸爸突然被揭发是走资派，被关了起来，家里乱成一团。他刚到家，就被拉去农场劳动改造，一去就是五年。出来的时候，他爸爸已经去世了，他想回黑龙江找李桂兰，可去了向阳村，才知道李桂兰早就跑了，没人知道她去了哪里。
他找了她好几年，去了很多地方，都没找到。后来，他在保定找了份教师的工作，认识了现在的老伴，结婚生子，他以为李桂兰早就不在了，没想到……
张建国说着，眼泪又掉了下来，说 “我对不起她，也对不起你。这么多年，我一直没敢跟我老伴说这件事，我怕她伤心”。
王梅没说话，她不知道该恨还是该原谅。她想起妈妈拉纱帘的动作，不知道妈妈是原谅了，还是不想再面对。
后来，王梅整理妈妈的遗物，在那个布包里，除了照片和信封，还有一本日记，是妈妈年轻时写的。最后一页，是妈妈住院后写的，字歪歪扭扭：“建国，我不怪你了，当年的事，或许你也身不由己。我就是想再见你一面，看看你过得好不好。现在见了，我就放心了。纱帘拉上，就当我们都回到了过去，没见过，也没牵挂了。”
王梅看着日记，眼泪掉了下来。她不知道妈妈的想法是对是错，也不知道张建国说的是不是真的。或许，有些事，本来就没有答案。就像那道纱帘，隔开的是两个人，隔不开的，是几十年的执念和遗憾。
有人说李桂兰太傻，到死都没问出真相；有人说张建国太懦弱，当年要是再坚持找一找，或许就不会有这么多遗憾；也有人说，那个年代的人，身不由己，谁都没错。可到底谁对谁错，没人说得清，就像那本日记里写的，纱帘拉上了，一切都成了过去，只留下无尽的争议，让后来人慢慢猜。